处于盛年、身体强健的包法利死了……“福楼拜在经过55个月的辛苦写作后,想要收笔了。”——半个世纪以后,一个精致阅读主义者、英国小说家毛姆这样解释包法利的死亡原因。
福楼拜的这本名著本该叫“包法利”,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在讲述一个乡村小医生包法利的故事。不过那样一来,肯定就没有“包法利夫人”招人注意了。别说书名无关紧要——这部在《巴黎评论》上连载的作品曾经被广而告之。那是福楼拜第一次在广告里看到自己的名字,错误的拼写让他大跌眼镜。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并不复杂:接受过修道院教育的漂亮姑娘爱玛,在闭塞的乡下农院里遇见诚实能干的包法利医生,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平庸的乡下医生很快就让美女的浪漫想象支离破碎。两次浪漫情事让她陷入绝境,负债累累的包法利夫人最终于绝望中服毒自杀。
但凡有外国文学基础的读者,恐怕都会记起教科书里对福楼拜及其作品的评价——诸如“现实主义写作大师,深刻批判与揭露资本主义”之类。原以为“小资产阶级妇女”、“不满足于平庸”、“堕落和偷情”本是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专利,可当下热播的言情剧里,又有多少“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她”又怎么可能是某一“主义”某一“阶级”的产物?因而,贴标签之类的分析,多半不知就里。它很少能够真正解答“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作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之类的问题。
当然,给每一个提问者以满意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传世之作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能给不同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永无止境的话题。它经得起不同阶段、不同读者的审视和解读。
与福楼拜同时代的作家莫泊桑,显然是这位大师的忠实追随者。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他深深地藏匿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他始终不慕虚名,鄙视广为散发的吵吵嚷嚷的广告、殷勤的吹捧……”“为了满足总希望读到个别细节的人”,莫泊桑谨慎地透露:“他完全像你们一样吃、喝、抽烟。他是个高个子,当他和他伟大的朋友伊万·屠格涅夫一起散步的时候,他们显现出一对巨人的神态。”
而毛姆的看法大相径庭——他可不认为福楼拜是什么完美的巨人。事实上,一大堆的绯闻艳事可以为他做证呢。在毛姆眼里,福楼拜绝对不是天才。巴尔扎克一星期就能写就的文字,福楼拜却需要足足两个月。他靠的不是灵感,而是勤奋、好友的建议和忠告,以及敏锐的观察。“这并不是贬低《包法利夫人》。不过,如此伟大的一部作品,并不是像《高老头》和《大卫·科波菲尔》那样,通过天马行空般的自由想象来写,而几乎靠纯粹的推论,说来实在奇特。”
福楼拜如此苦下功夫,追求的是一种理想文体。他“不允许自己在同一页上两次使用同一个词”,“在那些简短干脆的句子中,你能听见他的声音。”
至于大作家的生平,可以简略概括为:一个生活优裕的医生之子,不幸患有癫痫病,终生受母亲控制,被女人追逐也追逐女人。在爱上一个女人35年之后,她的丈夫终于去世。他给她写了第一封情书。信的开头写道:“我的旧爱,我唯一的挚爱”。
福楼拜和她的故事,或许能在另一本小说《情感教育》露出端倪;至于包法利夫人,她的原型大约是某位乡村医生的第二任妻子;《圣·安东尼的诱惑》呢,其创造灵感又由何而来?
隔了很多年以后,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再次探寻福楼拜。他的作品《福楼拜的鹦鹉》(1984年获英国布克奖提名),没有明确的主角,却不缺人物;没有连贯的情节,却不缺故事。说它是福楼拜的传记、文学评论,或者对文学批评之批评,都像,又都不是。
因为,福楼拜的影子飘荡其间。你能看见他带着陈年旧事,带着激情、感受、思考和无奈,在字里行间,在每一章节里跳跃穿行。你能抓住那些片断,却无法获取他完整的人生。
没有人能告诉你作家到底是什么样,你能看见的只是一尊雕像:“一尊高高在上、亘古不变、漂亮的雕像,一尊挂着赤铜色泪水的雕像。脖子上领带松散,身上穿着古板的马甲,裤子鼓鼓囊囊,胡须蓬乱,机敏而冷傲……就是这个人的形象。”
这就是毛姆说过的“大帅哥”吗?如果雕像也不可信,那么,惟一真实的将是他的死亡仪式。
朱利安·巴恩斯这样描写福楼拜之死:“在写下《包法利夫人》最后一行字以后,过了差不多十年,福楼拜,这个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对者以及强烈憎恨者,被授予了荣誉骑士勋章。于是,他人生故事的最后一行模仿了他代表作的最后一行:在他的葬礼上,一队士兵在他的棺木上鸣枪致敬,为这个国度里的一个最为罕见、最具讽刺性的骑士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