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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所谓“王明中毒事件”是10年前的事情了。和许多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一样，我为当时能够在旧书摊上淘到这部王明遗著《中共五十年》而感到兴奋。然而，王明在书中讲述毛泽东“蓄意毒害并摧残他的健康”的章节，令我吃惊。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以往的历史真相是被屏蔽和曲解的吗？为此，我查阅了许多历史书籍和资料，竟然发现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和专家学者对此作出正面、完整的回答，不明真相的人们更是一头雾水。
我因为整理、编校中共领袖唯一自传《毛泽东自传》和第一部毛泽东连环画《少年毛泽东》，以及创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等作品的缘故，引起了一些社会关注。1998年年底的一天，两位素不相识的读者找到我，并带来了他们收藏的宝物——15份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档案。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些发黄陈旧的史料时，我的心颤抖了。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延安时期生产的马兰纸，那一行行已变得模糊的字迹，更显出遥远的历史穿越岁月沧桑之后的脆弱。我将它们一一拍照，用了半年时间进行认真研究并请相关专家辨认，确证这批流落民间的文献史料是真品。随后，我撰文《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引起中共党史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很大反应，被誉为近1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进展和收获。由此，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王明中毒事件调查》。
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的。不可否认，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去的历史研究，确实存在对某些争议人物“一言以蔽之”、甚至对反派人物“一棍子打死”的片面性。如今思想解放，论证科学，只有一分为二地辩证分析，才能呈现令人信服的史书。
为了能把“王明中毒事件”这个敏感又复杂的历史问题搞清楚，我的调查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做到沉潜求实，还原真实。随后，我陆续抢救性地采访了原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郁彬，曾任王明特护的原中央医院护士李坚，公安部原副部长、延安整风时期曾参与审查金茂岳的凌云等多位当事人和见证者。我一边采访，一边查阅有关资料，研究前辈学者的成果，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4年时间。在物证和人证面前，历史的神秘面纱慢慢地揭开了——王明子虚乌有的“一家之言”至今仍被一些境外人士不断复制、贩卖和炒作，当作“句句是真相”来“揭秘”中共党史，将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演绎成了个人的权力斗争，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公信力。
这本书怎么写、写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在历史写作或者人物传记写作中，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走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和跨文体”写作模式。历史地叙述和叙述的历史，都是被选择的历史。但关键是必须进行科学的选择、整体的选择，而不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古人云：兼听则明。历史更需要兼听！我以为，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千万不要单纯地轻信“一个人的口述史”。我始终强调：“我们回望历史，既不能对前人求全责备，更不能事后诸葛亮、当马后炮；既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理解过去，也不能拿过去的事物来类比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正视前人的历史局限性，同时，更要努力超越自己的局限。因为在现实面前，谁都不是先哲和先知。
经过反复构思，我将《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全书结构成上中下三篇：《“左”·右·“左”：王明中毒事件背景考察》、《人有病，天知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报告》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王明中毒事件后续影响》。既从微观视角透视了“王明中毒事件”的来龙去脉，又从客观视角考察了王明的一生，并从宏观视角纵观了中共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斗争及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史实，以辩证分析的史观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复杂过程。这样，“第一谎言”的前因后果也就清楚了，所谓“中毒事件”也就澄清了。
为了表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严肃性和可信性，我将新发现的流落民间尘封70年的罕见文献作为调查的原始证据，全部影印在书中，第一次对外公开，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这本书呈现的真相告诉读者：王明、孟庆树夫妇导演的莫须有的政治闹剧终于落幕，中共党史的“第一谎言”彻底破灭。
丁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