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爷

    2010年8月，民勤县里开了个关于生态环境及民生问题的座谈会，在那里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十几名大学生也参加了旁听，他们全部来自北京某重点大学，民勤一中一年能考上个把也就欢天喜地了。带队的辅导员尤为年轻，大约留校不久，对同学们的想法大包大揽，他发言时慢条斯理：“我们利用暑期到这偏僻地区就是为了帮助你们，我本人也是为了发挥余热。”

    参会的其他人全都表现出很高的修养，没动声色，唯独这寿爷鼻腔深处重重地哼了一声，接着又噗嗤笑了一下，以地道的民勤腔自言自语：“我们这里沙漠多，就是不缺余热！”

    要是会下轻松的场合，若有外人问，寿爷，你刚才说的什么？他会回复说：我这地道的普通话，你怎么就是听不懂呢！事后，县里有领导对我说，在这样的场合，只有寿爷有资格这么表现。

    其时，老李正没白天没黑夜地改他那历时10年调查写就的书稿。从2002年，也就是我与他相识的那一年，他便陆续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旅程，以民勤为中心，在甘肃境内及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寻访“天下民勤人”。最初的思路是要找到那些因环境恶化，难以在民勤维持生计而远赴他乡讨生活的乡亲，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在绿洲上游来水缺失、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沙漠化及日益暴烈的沙尘暴等自然因素之外，接触到更多更为残酷的社会历史现实，特别是现代以来，由于空前的社会灾难造成的贫困、饥馑、死亡、逃离与求生现实。对于1959～1961年间，民勤人称之为“灾害年月”，老李称为“大劫难”，他有着这样的表述：刻在民勤人心碑上的灾荒。这三年，民勤逃亡、饿死共损失13万人。

    到1963年，民勤县人口只余17万余人，比1956年下降近三分之一。老李得出结论：这一时期发生了民勤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另一次大迁徙居然发生在近十年，名之“生态难民”。

    随着大量个案涌出来，老李细密地记述了这样的悲惨图景：

    196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民勤一中师生到中渠公社煌辉大队支农春播。初一学生唐培松被安排在四队一户人家吃住。晚上睡觉时，他发现这家的炕上左右两边全部摆放着死人，他数了一下，一边摆了三个，一边摆了两个，也不知死了多长时间了。唐培松赶紧报告老师，接下来他被安排到了另一家。刚住了一个晚上，这家又有一个人饿死了。

    村子里如此，那些逃荒路上的情形如何呢？老李沿着当年的逃荒路线继续寻访。这期间，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兰州，或民勤，我与老李都见过面，照例是吃饭喝酒聊天，他对自己的寻访经历总是轻描淡写，好像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一度把他的旅程当作游山玩水，发些思古之幽情罢了。谁料想，他却默默地记录下这些个案。

    双茨科乡二分队的王曰寿逃往宁夏中卫县，穿过400里腾格里大沙漠时，看到死人，知道大都是民勤逃难的人。一日看到一家5口手拉着手，在沙窝里走，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歇息。过一会儿起身，小丫头就站不起来了。爹爹拉着孩子的胳膊往上提，背着走。王曰寿过去看看，孩子已经没气了。他劝把孩子埋了吧，大人好赶路。那父亲没吱声，背着孩子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桥子村8社，老李寻访到一位叫梁伟国的老人。这位1959年民勤师范毕业生，1960年不堪饥饿，逃到了乌鲁木齐。找到收容所，可那里躺着的也有饿死的人，为活命他在那里干起了抬死人的活。后来辗转到桥子村落了户。直到毕业20年后，梁伟国才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这梁伟国的三爷梁得文，是老牌的“四类分子”，1957年送到民勤薛百乡上新大队教养队接受改造，他逃跑到了永昌县。永昌的民兵抓他时，他跪下苦苦哀求，正巧民兵中有个民勤人，使了个眼色放了他。这梁三爷一路向西先逃到山丹县，再徒步三个月走到新疆木垒县呆了下来。梁伟国从收容所出来时，投奔的就是他这三爷。

    老李寻访的这一个案，还道出了新疆之于当代中国的另一种价值。

    年届古稀的梁伟国说，自己富农成分，在民勤“那样一个爱搞运动的地方，我永远都活不出人样来”。那时，新疆虽说也是政治统帅一切，可是对高成分家庭，“远远没有民勤那样残酷地对待，至少总还把你当人看。”

    “新疆这地方不光土地广，能养人，还因它人气足，能容人。”

    对于新疆，老李并不陌生。1970年，也就是16岁那一年，他在民勤褪下红卫兵袖章穿上绿军装，来到新疆军区某部当了一名文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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