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条件，自己要创造条件”

    记者在空军装备研究院采访总工程师甘晓华那天，他正在准备全国政协科技界联组会的发言稿。拷贝文档时，同事调侃甘晓华的电脑太旧了，慢得一塌糊涂，劝他赶紧换。他笑言，电脑越晚买越省钱，再等等吧。记者看到，他那台2006年买的13英寸富士通手提电脑，边角都被磨脱了色。采访中，谈到做试验时，甘晓华说：“能用旧仪器搞的，没必要用新仪器。”

    这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很“念旧”，他身上的旧物件可真不少，比如那把旧钥匙，就是拿来开那间用了快30年的实验室的。当年，他用两万元把露天工棚改造成实验室，开展起国外需要数百万美元投入的相关试验。尽管简陋，这间平房却诞生了3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他所干的大飞机项目，需要投入的资金可谓天文数字，可艰苦的早年生活让节约作风深入他的骨髓，甘晓华一次次创造了“花小钱办大事”的奇迹。56岁的他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科研，经费很少有充裕的时候，都是靠节俭省出来的。”

    采访中，“很努力”、“要奋斗”、“等不得”这样的词语经常出现在甘晓华的话语中。

    记者：您读书时正好赶上了“文革”？

    甘晓华：我在小镇上长大，父亲是木工，家里很穷。但父母从小教育我，要有所作为、要改变现状。1974年，我高中毕业，也去做了木工。第二年，赶上上山下乡。因为我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较高，所以被安排当生产队长。

    我无论做什么都很努力。做木工时，我干了半年就达到了技术3级。下乡时，所有老把式会做的农活儿我都会。考上南京航空学院以后，到农场“学农”，我插秧插得又直又快，我都插到头了，别人才干不到一半，还歪歪斜斜。负责人把农场的知青叫到我田头来训话：“看看，没干过农活儿的学生都比你们干得好！”

    一个人能干出事来，不在于他开始平台的高低，而在于他有没有一直在努力。我认识的一个院士，不过是电大生，可因为他一辈子很努力，也能当上院士。

    记者：您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怎么想到报考南航飞机发动机专业？

    甘晓华：身处农村，环境很封闭，当时我觉得北方太冷，就只在长江以南选大学。学发动机纯属偶然，是别人帮我代报的志愿，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学起了发动机。

    记者：据说您在大学时就制定了自己人生的中长期规划？

    甘晓华：谈不上长远规划，很多东西不是你作为学生可以定的，我们南航一个班40人，到现在还干发动机的，只剩两三人。

    但一个人要有一个总体目标。以前部队收入低，我2005年拿到副军级的工资，才2500元。当时待遇差，管得又严，天天加班，有人想方设法转业，就“赖”几年不上班。和我同年代进所的人，绝大多数都走了，痛惜啊，他们转业后的工作跟原来的专业成了两码事。

    人不能追求短期利益。我根本不谈待遇，看准了目标坚持干。部队工资在2006年、2009年各翻了一番，现在我们倒比地方高了。当初走了的伙伴，跟我打电话说，你很有远见，我们当初走了，想起来都很羞愧；你评上院士了，证明我们那代人是能干的。

    记者：1985年，您北航硕士毕业留校后，放弃留学德国，调到了空军。从高校到部队，这一转变您适应吗？

    甘晓华：我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寻求能发挥特长的岗位。我喜欢干实际的应用，所以不愿留校。部队当时的发动机研究比较简单，没人给你科研立项，不搞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直接搞应用研究，这很制约创新发展。

    人要一直有奋斗之心在，没有条件，自己要去创造条件。我们室有个老前辈，申请了十几年的实验室经费，钱没申请到实验室也没搞成。他们看我愣是自建起了实验室，很感叹，很为自己遗憾。

    要奋斗，就得从最基层干起。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建实验室，是我带着两个伙伴一个螺丝钉一个螺丝帽拧起来的，水泥都是自己拆的。像我们搞工程的人，什么都要干，得从螺丝钉开始干，不是一上来就干高精尖的。实验室也不能建得大而全，我就是要短、平、快——花最少的钱，搞最基本的实验。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的同学极少到部队。我后来还考上了北航的全日制博士，但我的一半时间还在所里搞课题，只能天天骑30多公里的自行车从研究所到北航。博士最快也得7个学期毕业，可我6个学期就答辩了，全系就我一个。

    记者：当选院士后，您主持的项目越来越大，您还会回到您起步的那间平房看看吗？

    甘晓华：那间实验室现在还在用，27年来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加了屋顶、换了窗户、加了暖气。我还随身带着钥匙，时不时会去。

    记者：现在实验条件这么好，何必还要用这工棚？

    甘晓华：因为它还能用，拆了不是可惜吗？当然，我也用更好的实验室，但搞机械的不嫌空间多，我们的器材都是大家伙，放工棚里正合适。

    记者：您同事刘芳说，在澳洲考察时，为了省钱，您尽量不买吃的，坐飞机时就等着吃航空餐，您患有甲亢，容易饿，谁知那天从早到晚只等到一小包豆子，您下飞机时都站不稳了。

    甘晓华：那时我犯甲亢，睡不好觉，精神恍惚，但白天还得又当领队又当翻译。经费少，所以能省就省，都靠自己在家做饭。我许诺买菜做饭的同事们，等要离开澳洲那天，请他们去外面好好吃一顿。可真到走的那天，我一了解，在餐厅吃饭很贵，马上就说，哎哟，算了吧。所以他们老拿我开玩笑，说我许诺请他们的还没请呢。

    记者：您同事夏爱国说，您常和清洁工有说有笑的，特别没架子。

    甘晓华：说实话，我爸是民工，我也当过民工，大家都是朋友，聊聊天很正常。刚进所时，领导跟我说：“好好干，没准以后你当所长。”我们觉得他说的是天方夜谭。别人说我没官架子，是因为当不当领导，我无所谓，我的职业目标就是搞实际的工程。

    记者：如果您的孩子面临物质压力时，您会对他怎么说？

    甘晓华：当你一心追求事业时，你对生活的要求就会很少。现在条件好了，不像我当年那么艰苦，年轻人虽然靠工资买不起房，但至少生活不会犯愁。我对孩子说，年轻时就要追求事业，不要更多追求钱。事业干上去，待遇随之就来了。

    一个人还是要干利国利民的事。我们家出了4个航空发动机专业的博士：侄子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硕士博士在北航上，又留学回国进北航任教了；外甥本来学物理的，我让他考北航的硕士博士，还有我侄女婿。我跟他们说，国家有需要，这专业又有干头，干嘛你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