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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8个人的命运因为一个特殊的身份联系在一起。30年前，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被集中授予学位，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向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谷超豪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
据在场的人回忆，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
30年后，这18个当年的有志青年，已经成长为院士、校长、国家级教学名师，带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我国累计博士数量在2008年也已达到28万，成为世界最大的博士授予国。
5月27日，他们之中的11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再度相聚。然而，与年轻的博士研究生交流时，与当年相似的问题却被屡屡问及。
只是，这一次轮到他们来回答了。
在这浮躁的世界中，更需要你们静心做学问
重返校园之前，18颗博士“种子”埋藏在建筑工地、校办工厂，甚至地方剧团里。
“总觉得像个梦，生怕醒了发现自己还在深山老林，抬头看见天上的星星。”66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说。“文革”中，他受家庭出身影响，只上了1年大学就被分配到四川大巴山一个“有野猪有狗熊”的地方教数学。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搞科研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范洪义在农场劳动时，站在河边背背英文字典，就被认为“崇洋，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范洪义曾在上海听过一次华罗庚的讲座，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刚上了两年学，“文革”开始，“读书无用论”流行，高年级的学生把课本从教室里扔出来。范洪义在走廊里捡了本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自己学习。其中一个看不懂的地方，成为他读博时的研究内容。
1978年，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31岁的李尚志和范洪义考上中国科技大学。重新回到校园的这些人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晚上宿舍熄灯后，李尚志和同学讨论数学题，睡在上铺的师兄说：“你们真奇怪，怎么黑灯瞎火地还在算数字？”
一个当年的博士回忆，除了星期六晚上洗衣服，他的时间都用来搞科研了。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18个人中年龄最小的王建磐记得，一到星期天，辅导员就来宿舍使劲敲门喊：“出去玩！别在宿舍过星期七。”可没人听他的，还是闷在屋里学习。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颁布，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建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首批试点，开始培养博士，李尚志、范洪义等人因为“文革”前就有不错的基础，被列入培养对象。他们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是数学和理论物理。
“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做科学研究了，现在你们可能理解不了这句话的含义。”30年后，64岁的王建磐对坐在会场里的年轻人说。“文革”时期，被许多少年人视为偶像的华罗庚也被关了起来，学校派了一群学生看着，防止他自杀。其中一名学生，后来也成为18名博士之一的白志东记得，那时华罗庚白天被批斗，晚上就和他聊天。华罗庚常说，搞研究抓住一个问题就不能放下，要坚持去想。
“你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做科学，但很多人又不想理直气壮地做科学。”面对会场里这些与当年的自己年龄相仿的学生，王建磐欠着身子说：“因为太浮躁了，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你们面临跟我们不一样的考验。在这浮躁的世界中，更需要你们静心做学问。”
我们这18个人无愧于博士这个称号，但现在有一些博士恐怕不敢这么说
30年前的那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
马中骐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他是新中国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中科院院士谷超豪参加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
这是由“黄金团队”打造的一群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而且每人只带一两名博士。“不像现在这样，有的人同时带40几个学生，我都不知道怎么个带法。”一个当年的博士感慨。
李尚志曾经和导师5天通了10封信讨论问题。“因为是首批博士，在质量上不能出差错，不能让人家指责‘博士的质量也不怎么样’。只要国内高校有一名专家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答辩就得推迟，当时就严格到这种程度。”李尚志说。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超豪华的答辩委员会阵容。王建磐掰着手指说：“6个教授里面，段学复是科学院院士，万哲先，后来的科学院院士，丁石孙，后来的北大校长、人大副委员长……都是国内学术界最强的。现在请不起了，博士多了，再这样请，吃不消了。”
5月27日的聚会上，马中骐特意播放了一段当年的答辩录像。画面中，他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演算，教室里几乎坐满了人。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去上海出了两趟差，请教复旦的谷超豪教授。
那时，导师还不被称作“老板”。即使研究方向和导师不同，也一样会得到支持。王建磐的导师还把刚留校的青年教师一批批“赶”到国外去，让他们在外面交流锻炼，60多岁的他代替这些年轻人给研究生上基础课。国际上最新的科研他讲不了，就邀请外国学者。一名美国学者在华东师范大学连讲了两个月，外办请来的翻译第一天就被密集的专业术语吓跑了。王建磐硬着头皮听下去，还根据录音把英文内容整理成厚厚一本讲义。后来，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那位美国老师上课时留下的一个问题。
马中骐毕业后也去了美国进修。他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
“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自己，即使做了不少工作，也不会把名字署在（学生文章）上面。”71岁的于秀源说。他的学生王小云，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而出名，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与我无关。”
“现在没办法用我们那个年代的标准来要求了，博士生太多了。我们这18个人无愧于博士这个称号，但现在有一些博士恐怕不敢这么说。”于秀源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这些人再聚一聚是有意义的
30年后，当年的那批博士并没有消失在办公室或深藏于实验室中。
一名高校档案馆的员工记得，1990年代初读书时，首批博士、东华大学教授李绍宽给本科生开的数学公选课。这位头发稀少的老师从来不用讲义，拿着两支粉笔就来了，只要略想一想，就能在黑板上写下一道例题，而且还和教材上的不一样。
这18个人依旧活跃在一线，从事科研工作。“如果做不出什么成果，就对不起这个‘第一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责任感。”马中骐说。
聚会当天中午，一名在读的物理博士研究生慕名来找马中骐请教。他说自己已经学了20多本书，可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出成果，导师的期望又很大，自己很有压力。
“杨振宁跟我说了好几次，基本的问题就是重要的问题，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至少你发表一篇文章，自己相信这是科学。不能为了凑文章而凑文章。”马中骐说。
坐在对面的博士挠了下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呵呵，为了吃饭问题嘛。”
1983年，首批博士授予大会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说了句“这么多博士怎么办”。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后来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当时人们感到奇怪，刚刚开始招博士，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那名记者说。
30年过去，苏步青担心的问题真的出现了。博士生的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在王建磐看来，跟现有的科研水平相比，确实偏大了。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也曾批评，“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大”。
尽管这些年遇到不少“比自己强”的年轻学生，但马中骐发现，高校扩招后，一些研究生的基础并不太好。他曾在考试中出过一道题，里面涉及（x+y)的三次方公式，出人意料的是，这道题竟然有十几个人做不出来。“太不像话了。”他生气地说。
和老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难免谈及教育界的这些问题。其实这些年里，18个人只在2010年《学位条例》颁布30年时聚了一次。于秀源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把他们一个个找到，在网上建立了邮件组。如今大家都到了六七十岁，开始热衷在里面分享养生文章了。
“古代考进士，同榜的叫‘同年’。一起回忆回忆我们的老师，谈谈怎么把学生带好，也是我们的责任。”范洪义说。
这次，总是热心张罗的于秀源因为身体原因，本来不想参加聚会了，可他转念一想，还是来吧，往后生病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这些人再聚一聚是有意义的。”邮件组里，不知道哪位博士说了句：“40年聚会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得动呢。”
本报记者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