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怎么理解“知识分子”?
周有光(以下简称周):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几个特点:第一,认识文字,不是文盲;第二,知识分子有大有小,小学毕业不能算知识分子,中学毕业勉强算,大学毕业可以算,但一定不能满足,不一定要留学,但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知识。大学毕业就有了补充知识的能力。要不断地看书,看世界的东西,当然也要看中国的东西;第三,要有独立思考,这最重要,没有的话你这知识分子搞不好。没有独立思考实际上不能算知识分子。
你只要看看世界,只要把眼光放大,眼光一放大,许多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世界。要看到古代,要看到世界,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这样子才是知识分子。
记: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需要独立思考?
周:读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这样讲。我读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章程中就讲清楚,不是要培养专家,而是要培养有独立思考的完备的人格。孔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提倡独立思考啊。如果把教育当作引导,叫你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这对吗?这不是科学态度。
记:那您在有生之年有没有失去过独立思考能力?
周:没有。可是我有错误的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不一定都是对的。比如,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包括我在内,许多人都有“左倾幼稚病”。
国民党里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我同学,共产党里面我跟周恩来抗战时期就熟悉了,可是我都不参加,我要有独立的人格。
记:为什么不喜欢做官?
周:因为我喜欢做学问。一做官就没有工夫做学问了。我们单位的领导多少次要让我兼一点行政工作,他说你不兼一点行政工作,工资都不好涨,但我宁可工资少一点。
(人生的选择)有一种是搞权力,就是做官;有一种是搞财产,就是做生意。你要了这个,就不能要那个,要学问就不能要权力,要了学问就不能要财产。
记:那您告别以前的“左倾幼稚病”了吗?
周:“左倾幼稚病”现在是不搞了(笑),也不单是我,许多人都不搞了。人啊,是会糊涂的,我的青年时候也是很糊涂的。老实讲吧,人家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我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清醒过来的。要清醒不是容易的,要重新思考。
记: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受了独立思考教育的知识分子会集体犯错误?
周:历史上有“时代思潮”这个名字,一个波浪来,大家就跟着波浪走,波浪的力量很大,你会受到影响。青年经历不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差了。
记:您一生中有没有不得不说的假话、违心话?
周:没有什么。我是搞学术的,假话不是学术嘛。什么假话、真话,我晚年才听到这种说法,从前没有人这么讲。话么一定都是真的嘛,还有假的吗?
记:那在一个曾经谎话漫天的时代,怎样保持说真话?
周:谎话漫天的时代就是“文革”。那我就不讲话。我也不会讲假话,我做学术研究,当然是真话,假的就不是科学嘛。因为我不搞政治,所以受的压力比较小。
记:古代的知识分子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您讲“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为什么?
周:古代的“天下”是中国啊,不是世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嘛,所以我把它改了几个字。
记:那“责”是指什么呢?
周:就是责任。什么责任呢?希望国家往进步方面走。怎么走呢,我相信人类进步有一条轨道,像运动场里的跑道,世界各个民族在同一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偏离跑道重又回归,有在道外徘徊终于上轨。这条道是大家走的,掉队的还是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