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农民工 怎样更持久

    在团十七大北京代表团里，张留根也许是唯一的“外人”。

    “不是因为籍贯，而是因为我做的事。”作为河南驻京团工委书记，不管是关系所属，还是所做的事，张留根都算是个不折不扣的河南干部。

    按照他的理解，自己能出现在北京团里，那是因为“融入的好”。融入，是张留根做驻外团建工作的最高目标，只是这个目标里，不只是他自己要融入，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在京务工青年更要融入。

    过去的几年，他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联系务工青年、为农民工维权、关爱农民工子女……这些都曾是他重点开展的工作。“尽管在京务工青年已经在这个城市很久，但他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在他看来，大多数农民工跟城市之间还有距离，有问题时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找谁。

    让农民工有问题时能找到组织，这正是河南驻京团工委成立的初衷。而通过乡情、亲情、友情，张留根已经联系到了数万豫籍在京务工青年。

    “如何让驻京团工委更好地服务农民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持久？”这是他在这次会议上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要走近青年，更要走进青年

    当“京温事件”发生，听说大量农民工聚集闹事时，张留根就在想：如果是河南的农民工出事了，他能不能去疏导他们理性地面对问题？

    这个问题让他思考了很多，“平时，只有真的走近他们了，让他们感觉到是自己人，他们才会听你的。”他说，驻外团组织不是“衙门”，而是一个平台和纽带，在这个平台上，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过要走近，甚至走进农民工群体，确实还要花费些功夫。为了真正了解这些游离在团组织之外的务工青年，张留根走进了蔬菜批发市场，走进了建筑工地，用家乡话跟务工青年聊天儿。

    有时候活动也是走近青年的好方法。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张留根就用美食“吸引”了一大批普通打工青年走进了驻京团工委。

    “一份烩面，一碗胡辣汤，熟悉的家乡话，在这样的气氛下，这些青年怎么还会排斥我们呢？”张留根说。

    陕西团代表、陕西驻京团工委书记党宇博也有着同样的心得。秦腔、腰鼓都曾是他常打的乡情牌。

    在党宇博的印象里，只要秦腔一响起来，很多原本还相互陌生的“乡党”们就各自咿呀地跟着哼唱。

    “他们在北京能够听到家乡的声音会觉得亲切。”党宇博说。

    对于四川驻京团工委副书记秦奕来说，一些简单的聚会也是走近青年的好方式。她经常会组织各个川籍企业的青年或是爬山，或是郊游，一来二去，团工委的名字便在这样的活动中被青年记住。

    更多的时候，驻外团组织要走进务工青年，就必须学会去倾听他们的声音。而对于这些驻外团组织的负责人来说，倾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子女入学问题、就业问题、法律维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张留根在各个豫籍农民工聚集地听来的。

    有时候在大街上碰到操着河南口音的青年，他都会凑上前去问问。有一次在大街的橱窗外就发生过这样倾听的一幕。

    那些农民工告诉他，他们没有业余生活，“下了班之后没事做，只能出来瞎逛。”他说，很多建筑工地上，甚至连电视都没有，除了瞎逛或者打打牌之外，他们的精神生活几乎一片空白。而这也催生了河南驻京团工委送文化到工地的工作，一场电影或者一曲豫剧都能给他们枯燥的打工生活增添很多欢乐。

    要给农民工做点事

    当那些漂泊的农民工围绕在驻外团组织身旁，如何服务他们就是团组织的重要课题。

    “我们必须真的给他们做点事。”在张留根看来，在这个陌生城市生存的农民工存在很多需求。

    维权或许是很多农民工最常见也是最迫切的需求，而这也正是他设立维权服务部的初衷。

    别看这个部门力量不大，只有一个人负责，但真有老乡来求助，服务部还真不含糊。

    曾经有几位河南建筑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找到河南驻京团工委，维权服务部的负责人郭清在缺乏证据、甚至连农民工的劳动合同都没有的不利情况下，开展取证调查，并和建筑承包方开展艰难的谈判协调工作，才帮那些农民工拿回血汗钱。

    有时候，对于出门在外的农民工来说，一些小需求也难实现。

    秦奕曾组织过一个“亲情圆梦”活动，团工委把一部分农民工留守在家的孩子接到北京，让他们在北京跟父母团聚。

    看到几年没见过孩子的母亲搂着孩子的场景，秦奕才深切地感受到，与孩子在一起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件难事。

    在另外一个活动中，务工青年的婚恋问题也曾引起秦奕的关注。“他们每天上班，社交的圈子比较小，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朋友。”因为这，四川驻京团工委专门组织了联谊活动。

    为务工青年买火车票或许是秦奕觉得为他们做的最小的事了。“他们很多人不会通过网上买票，排队又买不到票。”团工委的举手之劳曾让很多农民工感动不已。

    “我们夏天还会去工地上给农民工送水，冬天给他们送些手套围巾之类的。”秦奕说，只要是团工委能做的，他们都会努力去做。

    在党宇博看来，驻外团组织为农民工解决不了什么大事，大多时候，就是帮些小忙。他帮农民工解决过子女入学问题，他也帮他们协调过医院挂号，他还帮有创业需求的青年联系过创业指导。

    但也正是这些小忙，让农民工渐渐了解这个组织，进而主动凝聚在组织周围。

    驻外团组织遭遇发展瓶颈

    尽管为农民工做了不少事，但张留根还是感觉到了力不从心。

    在他看来，最初建立驻外团组织时，大部分人都是在靠着一种热情和对老乡的感情在维系着工作，但这种靠热情维系但却没有制度保障的工作很容易陷入一种不确定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任何考核机制的话，下面的县市级团工委很少会主动组织活动或联系青年，而这也会让一些团工委的工作陷入僵局。

    其实，张留根理解下面团工委的这种工作状态。“驻外团干部都是兼职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有一部分还是企业老总，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做团的活动。”

    其实这种状况，几乎是每一个驻外团组织都面临的问题。“缺专职团干。”张留根说。

    党宇博也常在想：“如果我的工作变动了，或者因为年龄关系不再做了，我底下这么多驻外团组织怎么办？”当然，他知道，如果他不做，也会有别的人继续做团工委的工作，“但是能保证接班的人也同样对驻外团组织的工作保持激情吗？”

    这种担心不是因为某个人，党宇博觉得这是制度保障问题。

    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这种担心就曾出现过。那时候为了联系到更多的陕西籍青年，他曾和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在餐饮企业里搞了一次调查，摸排出150多家陕西青年开办的企业。“刚开始是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去统计调查表，后来是我们自己出马。”

    但这种能有效摸排务工青年的方式并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专职团干部做这个事。”

    对于这样的状况，张留根建议，融入属地是最好的方式。在他看来，属地团组织最好能够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流动青年服务，“比如在北京，北京团市委要搞什么活动就带着我们，我们这些驻外团组织的人只要联系好自己地方的青年就行了。他们出载体，我们出人。”

    党宇博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不过在农民工尚未完全融入的现在，他建议团中央或属地团组织能够给与驻外团组织一些支援，“可以效仿西部计划，给驻外团组织一些志愿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