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改了结局

    请容许我先警告还不了解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的各位，以下内容严重剧透。

    不久前，我的紧张情绪融化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的空气中，虽然我知道结局，但当舞台正中绳索垂下、音效暴起、女主角瘫软在地的一刹，我战栗了。所有同我一样熟知结局的看客，都在等待着女主角将自己悬挂于绳索之下。

    一名颇有正义感的法官，把一群逃脱了制裁的作恶者骗到一个小岛上后全数谋杀，又用自杀的方式惩罚了以暴制暴的自己，最终“无人生还”。 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无人生还》。小说我已通读不下五次，话剧版却是第一次触碰。

    不， 等等，一切都不一样了！

    本该自杀的女主角没有被罪恶感驱使，反而声泪俱下地剖白自身的无辜！本该死在女主角枪下的男主角奇迹般地从地上爬起，救下了命悬一线的爱人！

    “他们改了结局？”我恼怒地小声质疑着。

    我很不快，如果改编并非出自阿加莎的本意，那将是对她价值观的扭曲。而我一向是厌恶这样的扭曲的，尤其是，当这扭曲是针对其价值观渗入我生命的作者之时。

    文学魔术师“阿婆”对我的“渗入”究竟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印象最深的画面，是我们全家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那时我尚年幼，大抵刚上了小学不久，已经能够简单地区分善恶，且在大量阅读的帮助下，并未将善恶观置于二元对立的黑白中。

    这或许就是一开始我会被阿加莎的作品所吸引的原因。她笔下的故事里，受害者常常并非完全无辜，有时招人厌恶甚至罪有应得；凶手也并非总是穷凶极恶，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有软弱、犹豫乃至懊悔，引发读者的同情。毫无疑问，这种人性塑造的复杂化，让“阿婆”的作品更具吸引力。

    但无论人性被描写得多么复杂，在阿加莎描述的世界里，有一样东西未曾改变过——对公理和正义的诉求、对善良的坚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羞于承认那是我最热爱并坚信的事物。

    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对善良的坚持，仿佛成了一件不能获得朋友认同的事情。当我周围许多朋友都在表达对《哈利·波特》中大反派伏地魔的喜爱时，我犹豫着是否要说出我因他的绝对邪恶而厌恶他；当一群女性友人对《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朝三暮四大加斥责之时，我犹豫着是否要说出，我因他的善良而始终极其喜爱这个人物，张无忌在处理和身边女性关系的时候，种种软弱和犹豫其实都是源于他本性中不忍伤害他人的善良，而这样的善良使我愿意原谅他对感情的不坚定。

    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善良”两个字在文艺作品中悄然被抹上了一些反面色彩。很多流行的电视剧里，善良的女主角被称为“小白花”、“圣母”并招来一片骂声，善良的行为如宽恕、原谅，换来的是观众的不买账。很多时候，为了显得合群，我和大家一起骂着唐僧对妖怪的同情太“圣母”，同时我也在疑惑，何时起善良竟沦落至此？

    很多人更喜欢那种带点儿邪恶的人物，这种喜好或许缘自对自身潜意识中黑暗面的投射。诚然，我也喜欢如黄药师一般亦正亦邪的角色，欣赏孙悟空的叛逆，我禁锢在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下，然后看着他们过着我永远无法拥有的生活，比如江湖豪侠式的快意恩仇，比如竹林七贤式的酣畅恣意。

    可这些灰色的小情绪，碰上我对“善良”的执着之时，便全然溃不成军。这也是为何，我能够发自肺腑地理解阿加莎笔下的大侦探波洛。

    波洛会同情那些谋杀者的迫不得已，却很少原谅他们。《无人生还》也是如此，谋杀成为具有审判意义的以暴制暴。

    然而更多时候，结局里体现的是他对最高原则的坚守——公理、正义，还有善良。

    我所读过的每一部阿加莎的作品，她都把这样的善良呈现给我。当小说中，某些人物 “美丽的心灵”深深触动了波洛之时，他欣慰并守护着他们。

    正因我对阿加莎笔下的每个故事都有着极高的共鸣感，任何对其作品的改编都会招致我不留余地的抵触。一听说话剧版《无人生还》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我买票买得毫不犹豫，却没有料到会看到一个和小说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坐在黑暗中的我正恼怒着。突然，出来谢幕的“法官大人”用戏剧化的腔调宣布：“小说的结局是阿加莎自己写的，剧本的结局，也是阿加莎自己写的。至于她为什么要改，就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了。”

    那一刻我怔住了，然后我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了这件事：当“阿婆”着手改编自己的小说时，她或许是心软了，不忍再让“无人生还”的惨景出现在舞台上。阿加莎对善良的坚持，使得她最终，连自己曾经支持过的以暴制暴行为都否定了。  

    也可以说，这样的自我否定，也是由于她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