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舆论监督演绎成舆论宣泄

    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多名高官落马，有的源于公民实名举报，有的“毁”于情妇反目，有的是纪委和巡视组发现的。舆论对这些落马贪官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即舆论和公众对这些官员落马前的监督，基本处于真空或空白状态，落马后则是报复性、扎堆式的曝光，一切肮脏的勾当都抖出来了。事前监督的空白，与事后曝光的集中；落马前一边倒的赞扬，落马后一边倒的狠踩；落马前的堂皇形象，与落马后的丑陋龌龊，形成鲜明反差。

    就拿某昔日位居高位的官员来讲，其在位时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从未见过他半点负面新闻，可落马后每天都有猛料曝出：怎么敛财的，怎么买官卖官的，怎么玩女人的，怎么道德败坏，怎么粗暴专制——他被描绘成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这便形成一种莫大嘲讽：此人干了这么多坏事，作风品性如此恶劣，为什么落马前媒体没有半点儿报道，纪委监察部门没有半点儿察觉？其实，越是试图将落马贪官描绘得尽可能的黑，越是嘲讽着监督体制的无能。

    民间对此有一个形象说法“打死老虎”，老虎死了，是可以随便打的。媒体曝光官员的丑闻，是媒体在行驶舆论监督的权利，可像这种对落马贪官一边倒、跟风式的狠挖，能叫舆论监督吗？在某种自上而下的传播驱动下，习惯性地将落马贪官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妖魔，完成对贪官的丑化和妖魔化，将其淹没在“反腐人民战争”的海洋中，在对贪官的集体道德审判中完成一次宣泄，将所有对腐败的不满都移情到对这只“死老虎”的深恶痛绝中。这，是一种报复性宣泄：落马前无法监督，落马后必须狠狠地踩。

    痛打“死老虎”，舆论和公众仅仅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反腐快感，舆论监督被演绎成一场舆论宣泄，这个过程中并无监督，只有报复性宣泄。一场起底式的狂欢之后，腐败依旧。因为缺乏正常的舆论监督，这种“落马后贪腐大起底”除了满足窥私欲外，并不能对官员形成真正的威慑力。那些围观者只是将这些落马者看成偶然的个案，自信这么倒霉的事不会落到自己身上。

    落马前对官员的监督，才叫真正的舆论监督，也才会对公权力形成充分的威慑和约束。在新媒体的助力下，加上民权意识日益彰显，高层反腐决心不断强化，舆论监督的能量呈上升趋势。可受制于各种限制，舆论监督的力量仍很脆弱且软弱，一方面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阻力扼杀，另一方面，一定级别的官员，其实往往游离于舆论监督之外——在一些位高权重的部门，甚至监督一个局级、处级干部都非常难，这便导致落马前是监督真空，只能在落马后去报复性地“鞭尸”。

    监督的真空是权力的保护伞形成的，而不是媒体的失职。不想监督的记者不是好记者，不想曝光的新闻纸只能算厕纸，可阻力重重，舆论监督的微弱之光很容易就被掐灭。这甚至形成了一种怪诞的分裂，同样的行为，官员落马前后的报道描述完全不一样。某个高官落马后，媒体报道其开会时喜欢嚼口香糖时，其一边嚼口香糖一边打断下属这样的细节，在落马前可能会被描述为“不拘小节”、“有亲和力”、“个性官员”，落马后则会成为作风蛮横、不尊重下级、独断专行的佐证。落马前有些行为被描述成“雷厉风行敢做决断”，落马后则成了“作风粗暴缺乏民主”。落马前都是孔繁森，落马后都是王宝森，落马前一切都是好的，落马后一切都是恶。

    这种舆论生态完全不正常，一些官员一步步地滑向腐败的深渊，难道不也与这种缺乏正常监督的舆论氛围有关系吗？对于官员的报道，日常报道越干净，落马后的报道会越脏越丑陋越恶心。舆论监督的目的是限制权力作恶，没有舆论监督，落马后“报复性起底”必然臭不可闻丑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