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与数据霸权

    斯诺登事件在全球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尤其是当中美俄三个大国都卷入其中，而身处暴风眼的斯诺登本人却至今归宿不明，更是吊足了媒体和大众的胃口。对斯诺登和他揭发出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已有铺天盖地的各种评论，但多数评论都聚焦在斯诺登的个人命运和美国政府的数据情报搜集活动上，却少有涉及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的技术和商业背景。而恰恰是这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迁，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活产生比作为个案的泄密事件更大的冲击。

    首先，美国“棱镜”项目的存在其实并不令人惊讶。早期互联网本身，就是在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内研发出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互联网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之前，美国政府一直掌控着网络的控制权。作为信息时代的幕后推手，美国政府从未将全球信息网络当做单纯的商业空间，而是特别重视其在国家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利用价值。因此，有实力掌握和运用大规模网络信息搜集和分析技术的美国政府，不去发展类似“棱镜”的项目才真正令人惊奇。“棱镜”项目出现的时间点，即9·11事件之后和社交网络如脸书和推特大规模扩张之前，准确地折射出美国政府先发制人、布局网络情报体系的真实意图。由此可知，“棱镜”不过是延续了冷战以来美国国安局全面监听国内外通讯的传统，将其进一步延伸到数据空间而已。斯诺登的真正贡献在于，向世界舆论证实了美国情报搜集项目的具体名称和手法，使美国当局再也难以公开否认自己的作为，并不得不收敛它对别国的虚伪指控。

    其次，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项目的重要特征是美国的“政商协作”。这种协作既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订单和服务外包），也包括企业自愿或服从政府要求提供服务，以获取政府信任和政商互动（如人员流转）。在美国，军工复合体内的各大企业，医疗服务体系内的大保险商、医药商和医疗服务提供商，银行体系内的美联储与“大而不倒”的大银行与金融机构，皆是以类似的方式与美国政府共同支撑着复杂庞大的国家机器。“棱镜”项目暴露出的战略与技术咨询提供商博思艾伦和与政府合作的九大互联网公司，也是在此政商协作模式下工作的。很明显美国政府与企业的数据情报合作是互惠性的。一方面，美国的互联网大企业本身具有巨大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可以弥补政府开支的局限性，并增强国家情报的储存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局为快速发现潜在可用情报而研发的最新算法和培养的新人才，可以反过来被高科技资本迅速利用，从而保持美国公司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性。

    总体而言，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催生的庞大情报体系，面临着双重困境。过去十年间，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和在中东进行的战争，美国情报系统大幅度整合并扩张。总值七八百亿美元的情报预算，不仅保证了美国在硬件技术层面的不断升级，通过卫星、无人机和互联网监听编织了覆盖全球的情报网，也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大了投入，导致多达两千家私营企业参与情报业务和八十多万人具备接触高级机密的资格。如此一来，虽然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可以宣称有效遏制甚至多次挫败了恐怖主义的行动，但亦不可避免地培养了泄密和揭发的土壤。近年来，美国的军事、外交和情报机构泄密事件不断发生，也难怪奥巴马政府气急败坏，对告发者要么重手打压，要么全球追缉，意图吓阻后面潜在的揭发人了。问题是，如果斯诺登对“棱镜”系统随意监控他人的能力所言不虚，那么此系统一旦被外力控制，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损害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对情报的巨大需求，和美国企业界对“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时空上出现了重叠。斯诺登事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却容易使人忽略商业机构在更日常的层面上对个人隐私的获取，以及这种获取已经和将要引发的政治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棱镜”项目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市值高达1万亿美元，占纳斯达克总市值的四分之一。通过不断并购，这些超大型技术企业，已经形成了对市场的垄断或寡头统治。

    一方面，亚马逊和YOUTUBE可以使用个人信息改善用户体验，大幅提高商业销售和广告收益；另一方面，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应用，已经扩展到美国的政治层面，开始改变民主选举的面貌。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竞选团队研发出先进的数据分析软件，找到了高效的选民沟通办法，为大选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度的数据挖掘让奥巴马竞选总部几乎可以掌握所有摇摆选民的信息，并向他们发动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通过对媒体类型、节目、时段的准确把握，竞选团队大大提高了竞选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更能准确预估出竞选的结果。现在，民主党的青年数据分析员们开始自立门户，向华尔街、赌城和硅谷推销他们在竞选中研发出的产品。而共和党则奋起直追，力图在未来的竞选中，用更先进的选民数据武装自己的候选人。尽管植入性的政治宣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选民的参与度，但最终掌握政治主动的却可能是某种“数据霸权”，或者说是金主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正如《大数据》一书的作者熊伯格和库其尔指出的，数据时代的新思维将大众看作是他们社会关系、在线互动及其与网络内容相关联的总和。以往对因果关系的关注越来越被大数据产生的关联性分析取代。所以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大企业才会不加区别地大范围搜集一切元数据信息。在政府和企业看来，牺牲一些个人隐私来换取人身安全和经济发展是值得的。无论我们情愿与否，“棱镜”向我们展示的世界的确是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究竟网络互联时代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应当划在哪里？这直接涉及未来社会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