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盛公司建议停止买入产品主要销往金砖国家的美国公司股票组合,而倾向于以美国国内市场为主的公司股票,换言之,高盛公司对金砖国家的未来前景并不看好,尤其是中美经济增长的预期发生反转之际。而“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则极力捍卫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他认为当前的动荡不过是新兴市场国家走向世界舞台的垫脚石。这是新兴市场时代的开始呢,还是一个金砖时代结束的开始呢?
高盛公司的投资建议与奥尼尔为“金砖四国”或“新钻十一国”(NEXT-11)的辩护并不冲突,一个是短期的投资建议,一个着眼于2050年的世界图景。短期来看,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前景并不乐观,而要实现奥尼尔所描绘的未来图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至少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新兴市场永远只是“新”,而无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比较乐观,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已经进入倒计时;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跌破预期,而政府对低速经济增长给予更大的容忍度。中美之间经济增长前景的不同,给新兴市场的未来前景带来一片阴云。以金砖四国为例,俄罗斯和巴西属于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强势美元与中国经济放缓正在终结大宗商品周期。一方面,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美元的利率和汇率都可能会上升,“流动性泛滥”的时代结束,大宗商品的价格将会掉头向下,因为美元更值钱了;另一方面,中国需求放缓,正在终结“中国周期”带来的繁荣。中国是120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可以预见,中国经济放缓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何种冲击。
中美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技术创新将取代大宗商品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高盛的投资建议也反映了这一点。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夏尔马认为,这一轮新兴市场国家的“爆发”,受益于2003年以来的资金潮,到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进入“黄金时刻”,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高增长、低通胀”;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出台刺激政策,廉价资金在全球涌动,大宗商品成为资金的追逐对象。大宗商品周期带来了一场财富幻觉,同样的铜矿、石油可以使一个国家的财富翻倍增长。从经济成长的角度而言,大宗商品周期与其说是财富创造的过程,莫不如说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从消费国向生产国转移。因此,大宗商品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泡沫息息相关,当泡沫被刺破之后,可能是废弃的矿山或港口。
突破经济周期的关键,并非天量货币的投放,而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落后的产能和“僵尸”企业被淘汰,新的技术引领产业的升级换代,并带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过量的信贷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这已经成为经济危机之后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根源还在于实体经济缺少投资和盈利的机会,而过量的货币和信贷在虚拟经济体系中自我循环。如果房地产或放贷比技术研发更有利可图,谁还愿意进行“创造性破坏”呢?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是要通过这种“创造性破坏”从既有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房地产、土地储备吸引了大量的信贷,地方债务平台、国企与影子银行共同扭曲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并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中国广义货币存量已经超过GDP的两倍,而信贷增长速度远超过GDP,这意味着,信贷刺激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经过一个换挡和变轨的过程。
而印度经济在2012年就大幅下滑,卢布连连贬值,通货膨胀率高位运行,市场化改革踟蹰不前。平等主义与民粹主义使印度的城市化缓步前行,将更多的农民束缚于土地,而不是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界线。印度所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不仅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还受到制度的约束。
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一样多,吉姆·奥尼尔认为,从人口和生产力方面而言,金砖四国已经脱离了新兴市场的行列而进入成长型市场之列。然而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土耳其、埃及、巴西等国的抗议活动中可以看到,当权力、资本与社会三者关系失衡之后,经济增长就会大打折扣。发展型政府经过一段繁荣时期之后,便可能会沦为加尔布雷斯所说的“掠夺型政府”,权力与资本的联姻窒息了社会的活力,并引发社会的反弹。经过21世纪前10年的繁荣期,越来越多的人群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不仅扩大了全球的消费市场,也带来了权利意识的觉醒,如何吸纳与疏导消费与权利的崛起,对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国家主导之下的经济增长都会面临一个结构性的缺陷,即企业家阶层的缺失,市场经济、法治精神由此难以彰显,新兴市场国家股市的低迷便是体现。最近一年来,金砖四国中除了印度股市有不到1%的增长外,其他三国都是暴跌,熊市绵绵。股市是投资者对未来前景的预判,相比于美国股市的上涨,可以看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信心赤字”。当廉价资金成为过去式,国家间的竞争就是真刀真枪的技术与制度的较量,金砖国家要想继续发光,除了苦练内功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