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出事就因噎废食

    韩亚空难发生后，有3名学生遇难的浙江江山中学游学团被聚焦，江山中学所在地衢州市教育局立刻叫停了所有暑期夏令营。有媒体报道，衢州市教育局短信群发给市内各中小学负责人，“已批的能停则停，已签约的能退则退，未批的一律停批”。而后影响扩及其他省区市，包括，山西省对学生出国游学活动进行清查；北京市教委通知限制低年级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

    随着近年出境游学规模的爆发性增长，游学市场的混乱是有目共睹的。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在游学中，各个环节的责任归属不清，游学本身是需要治理的，但也不能一出事，就因噎废食，一定要分清责任。”

    游学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学习教育方式，尤其是全球化发展进程飞速的今天，学生们通过参与国际性跨文化体验式教育活动来感受不同文化、增长见识和开拓视野，已日渐平常。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看来，夏令营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认为，青少年有精神成长和开阔眼界的需要，“夏令营是夜空里惊雷带来的闪电，使孩子们突然看见未来”。

    对于当下游学活动的诸多指责之一是夏令营团的“游”与“学”的分配比重，尤其是在旅行社参与到游学的组织之中后，不少家长与学生反映，“游学”基本变成了“游玩”。曾经参加过游学夏令营的大学生李石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所报名的“常春藤名校游”仅仅是在美国的数所常春藤名校“游了一圈，参观了一下学校，还有别的景点，其间还有购物”。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郎佩娟同样认可游学的意义，但她不太赞成学生过早参加游学，“最好是提前详细筹划，学生要对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有一定了解，同时具备相当的自我保护能力。”

    郎佩娟曾作为带队老师，于2010年7月带领所在高校40名学生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参加为期三周的游学。

    “那是我感受到的非常规范的一次游学体验，基本都在‘学’，也安排了五六次和‘学’有关的游览。”据郎佩娟回忆，这次由两校组织的暑期游学，提前半年筹划沟通，学生报名后参加外语测试选拔，还接受了几次出发前的培训。“请了美国驻华使馆的法律顾问提前给学生讲美国法律文化，让去过的师生谈感受、经验，也做了一些安全方面的讲座。”郎佩娟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到美国后，师生吃住都在学校，三周内参加了14次专题课。

    在各式各样的游学夏令营，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夏令营中，学校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大争议。不少中介公司通过学校宣传夏令营项目，与学校进行合作，此外还有与教育行政部门合作组织等。这些夏令营项目往往牵涉多方，各方责任并不清晰。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认为，夏令营是个人的事情，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

    “学校和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很容易对学生产生影响。一些中介公司会找到教育行政部门帮忙，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关系找到学校，也属违规行为。”周光礼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介入夏令营的组织，“很难分辨是以私人的名义还是官方介入，这就造成了责任不明晰”。

    熊丙奇曾在2012年8月撰文《游而不学乱象需加强监管》。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年来，这种现象并无明显改善。“目前，对海外游学夏令营的定位很模糊，那些学校主导的游学，是教学实践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公益性，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监管；如果是中介机构组织的，那就归工商部门管。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游学是学校召集学生，实际运作又是通过中介来进行的，这种游学模式最容易出问题。”

    提及商业公司与学校的合作，浙江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舒培冬表示：“这是一件扯不清的事情。但目前对此也没有细节性的要求。”“教育部门本身对企业没有处理权、处罚权，审批权限也有受限，因此对企业怎么处理，这比较难说。”

    “正如媒体所说，市场相对比较乱，很多机构、企业都在以不同形式参与，现在我们也在反思、讨论，从教育系统本身可以更完善，进一步加强。其他机构比如企业，交给教育部门管理肯定有难度。但对于学校、教育部门本身还是需要加强管理、监管的。”舒培冬解释道。

    他表示，即使学校仅为公司提供发传单的场地，也会给家长造成错觉：夏令营与学校有关系，至少学校是相对认可的。“纯粹社会上组织的夏令营，与老师发传单的，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旦发生事故，学校就很难说清楚。”

    孙云晓建议游学夏令营活动须进行专业化操作，“参与夏令营组织管理的各类主要人员，必须获得相关培训和资质。针对我国的国情，所有非教育机构举办夏令营活动，同样应获得相关资质，其管理监督应严于旅游资质”。

    郎佩娟认为，尽管当下游学有“公益”和“商业”之分，但教育部门承担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毕竟游学更多的是为了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还是少走商业化路线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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