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影响力大不如前,如今的微博仍具备制造新闻热点的能力:前不久,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微博中抛出“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的论调,迅速遭舆论痛批。面对社会各界一边倒的批评,易延友最终删除了相关微博,并就不当言论公开致歉。舆论声浪平息之后再看此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替公共“代言”?
易延友副教授的荒诞言论,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极不相符。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对易延友的言论进行批驳;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则认为易延友“违法常识、突破底线、冒犯公众”。事实上,近几年很多所谓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都可以用这12个字进行概括。
略举几例:北京大学孙姓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某某曾用3句粗口拒绝记者采访,引得微博网友一片哗然;从“买房就是爱国”到“应大幅提高农药化肥价格让农民用不起”,从“农民孩子最好不要上大学”到“40岁挣不到4000万就别来见我”……这些出自知识分子之口的奇葩言论,每一句都让人大跌眼镜。
在我们国家,公众对知识分子普遍抱有较高的期待。究其因在于,民众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期望,很大程度上被赋予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经常被当作社会行为的示范,被视为社会教化的标杆,也被看作是社会启蒙的主力。人们期待他们以专业学识深化公众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期待他们能在公共事件中发出独立的声音,期待他们能在公共讨论中为自己“代言”。
近年,一些知识分子让这个曾经光鲜的身份蒙尘。去年,有媒体开展的一项关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调查显示,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不满意的地方,排前三的分别是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作风腐败和趋炎附势、脱离群众和不接地气。
正是一些罔顾形象的知识分子,毁坏了知识界的声誉,而鱼龙混杂的知识界,反过来又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易延友”。有的人说一些明显违反常识的话,在公共讨论中没有秉持理性和客观的原则;有的人还会为蝇头微利而言不由衷。这些人连为自己发声的独立品格都已逐渐丧失,更遑论为公共“代言”,他们蜕变成自己曾经批判的那种人。
白岩松在节目中说,知识分子应像啄木鸟一样,通过找出树上的虫子来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而不是像喜鹊那样天天说一些好听却对森林健康无益的话。“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里,知识分子都不应被利益所绑架,他们要对现实提建设性的意见,永远做一个正方向的推动者。”白岩松的这番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因为目前的现实确实是“喜鹊型知识分子”太多,而“啄木鸟型知识分子”太少。
在舆论多元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显得尤为重要。不过,要让知识分子敢于为公共“代言”,既需要他们能秉持正确的自我认知,也需要全社会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培养创造良好环境。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让高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等知识分子的组织,少受权力和财富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