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艰难的西方中国研究

    这段时间以来，曝光“棱镜计划”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稍早前他曾透露，从2009年开始，美国潜入内地与香港两地政府官员、企业以及学生的电脑系统进行监控，目标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为何监控香港中文大学？这个问题难免引起各种联想。网上有篇文章流传甚广，猜测这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应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对中国各地情况搜集、研究的重镇，而该中心的背景“与CIA（美国中情局）有渊源”。这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传闻。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身叫“大学服务中心”，该中心于1963年在香港创建。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提供便利。中国自1949年后基本上与西方世界断绝联系，进入所谓的“竹幕” 时期。如何获取新中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颇让西方学者感到头痛。当时，适逢“大跃进”后中国内地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波，数万人从内地偷渡到香港。这一机构的成立，“使得美国学者能够通过采访难民来研究中国大陆”。

    比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早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更是为人熟知的西方中国研究重镇，它始创于1955年，前期叫东亚中心，是美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之一，直至今日仍是西方中国研究重镇。可以说，但凡提到美国的中国研究或著作，费正清中心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

    “二战”结束后，“美国惊奇地发现自己正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强国”，然而“美国才刚刚开始积累作为一个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费正清等人成立东亚中心，便是希望通过基础研究，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面对“竹幕”后的新中国，立足于中国台湾、香港，既可近距离观察中国大陆，也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各种方便。因此，早于大学服务中心创立前的1962年，在费正清、韦慕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中国学者郭廷以等人合力推动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称“近史所”）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正式启动了相关合作项目。

    曾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台湾学者张朋园，写过一部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介绍相关合作的来龙去脉。他提到，对于近史所方面而言，获得外援可增添图书设备、补助研究人员生活和资助人员出外进修，而对于西方学术机构，则可借此“充实近史所，以之作为美国在台湾研究中国的基地”。尤其是，台湾方面保存的清末民初外交档案、国民党党史以及中共资料，更令西方学者们备感兴奋。

    如今许多人大概难以想象，这些西方学者及其合作者当年进行中国研究的艰难程度。这不仅在于国际学术交流不畅、一手资料不易获得，还在于正常的学术活动，受到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所造成的严重困扰。例如，费正清于“二战”刚结束后，曾被牵扯进席卷美国的“反共恐慌”，被叫到麦卡锡委员会接受质询。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公开批评费正清的“亲共倾向”，这使得费正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量淡出公众视野，专心任教。

    又如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相关项目，一开始就遭到若干学者的攻讦。当年主持近史所、也是相关合作的倡议者和负责人郭廷以，被人指责“接受洋人的补助”、出卖“档案”、勾结费正清等“共产党的同路人”，为此他与“中研院”院长王世杰都被叫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特别是所谓的“缩微案”（即郭氏应韦慕庭等人提议，拟将国民党党史、清末民初外交档案等摄制成胶卷提供给对方），令他深感百口莫辩，“越想越恐怖”。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郭廷以不得不放弃他一手经营的近史所，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黯然病逝于他乡。

    再看关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来已久的相关传闻，又何尝不是冷战思维阴影下的一种残余？事实上，该中心于1988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已从面向西方学者转型为面向中国内地，旨在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和研究平台，为中国学人提供服务。近些年来，许多内地学者纷纷前往该中心访问研究。至于服务中心在西方中国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两度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的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曾评价：“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学者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坚持进行中国研究，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进而为中美关系缓和与建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策与理论支持。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不久后，费正清、孔杰荣（中国法律研究专家，大学服务中心第一任主任）等人便应邀到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和宴请。而在如今国门开放、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的背景下，这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在反哺国内学术界，成为中国人了解自身的重要理论借鉴。

    今天的中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其实有一点颇为相似。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同样需要深入研究与理解西方世界，这样才能有助于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塑造国际形象，扮演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