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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8月01日 星期四
中青在线

自由谈

曾经艰难的西方中国研究

魏英杰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8月01日   02 版)

    这段时间以来,曝光“棱镜计划”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稍早前他曾透露,从2009年开始,美国潜入内地与香港两地政府官员、企业以及学生的电脑系统进行监控,目标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为何监控香港中文大学?这个问题难免引起各种联想。网上有篇文章流传甚广,猜测这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应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对中国各地情况搜集、研究的重镇,而该中心的背景“与CIA(美国中情局)有渊源”。这其实是一个老掉牙的传闻。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身叫“大学服务中心”,该中心于1963年在香港创建。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提供便利。中国自1949年后基本上与西方世界断绝联系,进入所谓的“竹幕” 时期。如何获取新中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颇让西方学者感到头痛。当时,适逢“大跃进”后中国内地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波,数万人从内地偷渡到香港。这一机构的成立,“使得美国学者能够通过采访难民来研究中国大陆”。

    比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早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更是为人熟知的西方中国研究重镇,它始创于1955年,前期叫东亚中心,是美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之一,直至今日仍是西方中国研究重镇。可以说,但凡提到美国的中国研究或著作,费正清中心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

    “二战”结束后,“美国惊奇地发现自己正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强国”,然而“美国才刚刚开始积累作为一个有力的国际领导者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文化知识和历史理解力”。费正清等人成立东亚中心,便是希望通过基础研究,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面对“竹幕”后的新中国,立足于中国台湾、香港,既可近距离观察中国大陆,也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各种方便。因此,早于大学服务中心创立前的1962年,在费正清、韦慕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中国学者郭廷以等人合力推动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称“近史所”)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正式启动了相关合作项目。

    曾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台湾学者张朋园,写过一部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介绍相关合作的来龙去脉。他提到,对于近史所方面而言,获得外援可增添图书设备、补助研究人员生活和资助人员出外进修,而对于西方学术机构,则可借此“充实近史所,以之作为美国在台湾研究中国的基地”。尤其是,台湾方面保存的清末民初外交档案、国民党党史以及中共资料,更令西方学者们备感兴奋。

    如今许多人大概难以想象,这些西方学者及其合作者当年进行中国研究的艰难程度。这不仅在于国际学术交流不畅、一手资料不易获得,还在于正常的学术活动,受到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所造成的严重困扰。例如,费正清于“二战”刚结束后,曾被牵扯进席卷美国的“反共恐慌”,被叫到麦卡锡委员会接受质询。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公开批评费正清的“亲共倾向”,这使得费正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量淡出公众视野,专心任教。

    又如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相关项目,一开始就遭到若干学者的攻讦。当年主持近史所、也是相关合作的倡议者和负责人郭廷以,被人指责“接受洋人的补助”、出卖“档案”、勾结费正清等“共产党的同路人”,为此他与“中研院”院长王世杰都被叫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特别是所谓的“缩微案”(即郭氏应韦慕庭等人提议,拟将国民党党史、清末民初外交档案等摄制成胶卷提供给对方),令他深感百口莫辩,“越想越恐怖”。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郭廷以不得不放弃他一手经营的近史所,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黯然病逝于他乡。

    再看关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来已久的相关传闻,又何尝不是冷战思维阴影下的一种残余?事实上,该中心于1988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已从面向西方学者转型为面向中国内地,旨在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和研究平台,为中国学人提供服务。近些年来,许多内地学者纷纷前往该中心访问研究。至于服务中心在西方中国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两度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的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曾评价:“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学者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坚持进行中国研究,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进而为中美关系缓和与建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策与理论支持。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不久后,费正清、孔杰荣(中国法律研究专家,大学服务中心第一任主任)等人便应邀到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和宴请。而在如今国门开放、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的背景下,这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在反哺国内学术界,成为中国人了解自身的重要理论借鉴。

    今天的中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其实有一点颇为相似。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同样需要深入研究与理解西方世界,这样才能有助于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塑造国际形象,扮演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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