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客仔”背后的城市包容性

    冀中星，这名来自山东的农民工，7月20日在首都国际机场引爆自制炸弹，以抗议其8年前于东莞开摩的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冀声称他因开摩的而受到治安员殴打致残以致下半身完全瘫痪，东莞方面则声称是因为查车而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无论真相如何，冀中星案再次警示我们关注珠江三角洲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以开摩托车载客为生的搭客仔群体。在现代社会，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应受到谴责与法律制裁，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暴力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在珠三角，冀中星事件并非孤例。因警方查车而导致搭客仔重伤甚至身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南方媒体多有报道，这样的案例在东莞、深圳、广州都发生过多起；而警察在查处搭客仔过程中也经常遭受暴力反抗。据《新快报》前两年的报道，仅以广州为例，仅2011年3至7月，就有超过100名警察在查处搭客仔过程中受伤。在广州海珠区，2011年就有48宗搭客仔的暴力抗法事件，导致31名交警、54名协管员不同程度受伤。

    在珠三角，一些绝望的搭客仔甚至用极端方式去报复社会。在珠海，一名搭客仔因其摩托车被查，而驾驶一辆泥头车冲进一学校，造成5死19伤的惨剧。而深圳的“李国超事件”则引起了高达2000名其他搭客仔及群众围观、袭击警局及燃烧多辆警车的群体性事件。

    在查处搭客仔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不断有搭客仔身受重伤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又有警察遭受暴力抗法与袭击，甚至也有无辜百姓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何破解这一困局，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智慧，也考验着社会管理如何实现创新，社会各方面如何共同协商担责。

    笔者自2006年开始系统研究珠三角的搭客仔群体，发现在这一区域，虽然也有部分本地底层民众以搭客为生，但绝大多数搭客仔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与那些在工厂打工的打工仔相比，这些搭客仔相对年龄更大、学历更低，更没有一技之长。部分人靠全职搭客为生，另一部分人白天上班、晚上出来赚点外快（冀中星即属于此种情形）。与本地搭客仔相比，外地搭客仔确实更易受到警察惩罚，甚至更易受到其他犯罪分子侵害，比如被抢。

    如今，我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是新型城市化，它不仅仅强调土地的城市化，更强调人的城市化。到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比例已达52％。一些专家预计，未来20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70％，届时将会有约1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然而，目前我们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称为半城市化，因为目前过半的城镇人口中有15％的人口是农民工，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并没有本地户口，因而难以在城市落根。我们廉价的劳动力，既有规模庞大的农村人口作为基础，也有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这一过程剥离的因素。我国目前约有2.5亿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些人的真正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不但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反而会成为城市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对于珠三角的搭客仔群体而言，如果说缺乏与户口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与保障成为显而易见的制度性歧视，那么，城市对于社会底层的排他性社会发展政策——如一些城市禁外地摩托车却不禁本地摩托车——则成为歧视中“看不见的手”。如何保障搭客仔群体的生存及合法权益、实现包容性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涉及新型城市化给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问题，也涉及保障警察合法权益与防止社会上整体暴力产生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