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汉子的养成

    当我家的小猫爬不上藤椅时，就拿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瞅着我。我没有上去抱它一把，而是对它说：“加油！你能行！”当它终于爬上去后，我又高兴地说：“你真棒！”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说的话是多么似曾相识。

    “你能行”和“你真棒”，这两句话在20多年前风靡全国。

    上个世纪60年代，报纸还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主要媒介。当时的《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一个扎着麻花辫的“知心姐姐”。

    很快，“知心姐姐”和“小灵通”、“动脑筋爷爷”成为了一代中国孩子的偶像。 当时十多岁的卢勤就是这群孩子中的一个。

    1982年，34岁的卢勤担任了“知心姐姐”栏目主持人。当时，我还没有出生。之后横跨30年，她是最为知名的一代“知心姐姐”。

    确切地说，她不是影响了我，而是影响了我妈。

    当时，中国教育刚从文革中缓过劲来，既不可能拿《毛主席语录》来教育孩子，更还不具备让《弟子规》、四书五经重回讲坛的条件。“知心姐姐”的教育观横扫大江南北，成为众多年轻父母的“圣经”。作为一名普通小学老师的我妈妈，也成为了忠实读者之一。

    “在生活环境越来越优裕的今天，如何让孩子具有‘身在苦中不知苦，面对困难不觉难’的素质，对孩子的一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父母的要为孩子长远着想，就要让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学会承受挫折，接受惩罚，经历磨难。”

    “知心姐姐”写给年轻母亲的这段话，当时尚小的我没有看到。我只知道，作为独生子女，受宠的小日子忽然就不那么愉快起来了。

    我喊破喉咙：“妈妈，毛巾够不着！爸爸，板凳脚断了！”也不再有温暖的大手帮忙了。取而代之的，总是一句轻飘飘的“自己想办法！想想：我能行！”

    哭闹撒泼都不管用了，我不得不苦着脸想办法，自己垫高去拿毛巾、自己攥紧锤头敲钉子……

    然而每当我完成一个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任务，总会得到一声意外的奖赏：“你真棒！”

    一个孩童听到这句话的滋味，成年后的我已经难以言表。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习惯的养成。虽然我从小学毕业，就已经不再和知心姐姐“交朋友”了，但“我能行”的潜意识，像幽灵一样紧紧跟随着我。

    这个幽灵通常在什么时候冒出来呢？在同班女生都拜托男生帮忙搬家的时候，在发现蟑螂的时候，在电脑死机黑屏的时候，在做小组作业需要扛摄像机、道具的时候，在别人要好心帮我提大箱子的时候，在要去偏远艰苦地区出差的时候……

    总而言之，当弱妹子可以小鸟依人、退缩服软的时候，强女子的第一个想法从来是：“我能行！”

    于是，我和诸多“战友”一起，光荣而不幸地长成了一个女汉子。

    但是，“我能行”带来了多少好处？我和同类女汉子总结之后，发现这种态度不仅给自己加码，让自己劳累，还导致了一起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的恋爱悲剧。

    这样看来，“我能行”简直是祸害一代女青年了。但回头看看，“知心姐姐”的教育观为什么会风靡？她没有大讲“阶级斗争”、也没有宣扬孝道伦常。她只是要中国的年轻父母，把孩子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

    而我们能长成不屈不挠的女汉子，也是因为，我们被当成了平等的“人”看待，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男人背后的主妇。

    我至今还记得高中语文课上举办诗歌朗诵会，同寝室的姑娘选了舒婷的《致橡树》。在严禁早恋的时候，这已经是那时的我们最朦胧的表达。

    瘦削的女生站上讲台，有些激动地背诵：“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那也许，是我们第一次表达独立的意识。

    时针拨到2013年，房价取代了诗歌，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当人们惊闻新时代女性“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的择偶观念，似乎还忘记了另一个“物种”——女汉子的存在。

    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新时代女性标准是：入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

    现实中的女汉子大都没那么夸张，但也差不离。正如舒婷所写的：“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比起我们的母亲一辈，我们经济更独立，更爱做梦，更注重自己的美丽，在年轻的时候也看了更多风景。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道理我们都懂，而我们依然会对现实回答一句：“我能行！”是女汉子，就会坚强地站在现实的缝隙里，认真扎根，活出一棵棵木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