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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山西省太原五中毕业的李逸凡回顾过去的一年，发现成长是飞速的。去年夏天，去泰国参加人生中第一次支教活动时，除了抱着“积累文书素材”的目的和“应该出去走走”的文艺青年感觉，她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暑假，对于很多高中生中的“出国党”来说可能比上学时还要忙碌，因为这是“刷经历”的宝贵时间段。在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中，志愿服务经历几乎是“标配”——西方高校的考查内容包括学术能力、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志愿服务则是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和李逸凡一样，许多人一开始都带着“为了证明书”的功利目的，在做了之后，才慢慢建立起了对公益和实践的理解。
这同样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渐变的：从一开始有些功利的目的，到简单地为把这件事做好而做好，到最后心里产生为这个社会作贡献的想法。”即将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的上海市格致中学学生戴值这么认为。
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自我
与很多高考后才考虑填什么志愿的同龄人相比，“出国党”被迫要更早地建立对自己的认识，因为他们向西方大学递交的文书，不仅是一份履历，更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认识自己的过程正是在曾经功利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今年2月，到达柬埔寨的第一天，来参加“柬单生活”国际志工计划的中国学生聚在住处开交流会。会上，98%的人都坦言，自己就是为了获得一纸证明书来的：拥有义工经历能够为申请出国的文书“加分”，而国际义工经历则格外“洋气”。
而在活动最后一天的分享会上，“基本上所有人都忘记了证明书，因为我们收获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功利的目的。”来自北京的高二学生黄煜茜说。
在黄煜茜看来，他们换下了光鲜的衣服，身上沾满水泥和油漆，学会了锯竹子、搬砖，更大的收获则是“了解真实的自己”，自身的成长反而远远超过了对当地的帮助。
另一名参加活动的学生程锦慧则从志工组织的发起人——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东西。“他就像我们的一个风向标：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很迷茫，没有太具体的人生规划，就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只是觉得做了再说，利用资源、智慧、热爱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就这样做好了这个组织。”
李逸凡发现自己的过程，也是在运营她的“晋考团”时实现的。一年前，她去香港考SAT时觉得很不方便，很难报上名，住宿、机票也不好订，于是便萌生了帮助高中生组团参加SAT考试的想法。
一年的时间里，“晋考团”已累计组织6期，有300多人参加。和其他“考团”不同的是，趁着去香港的机会，李逸凡还会组织考团的同学去香港大学参加学生活动，并从事短期义工服务。带学生去做义工时，她也体会着他们的转变：从一开始关注的问题是“李老师，咱这个有开证明吗”，到后来问“我们去做什么”，最后是“我看到那些患者的眼睛，孤独又带些惶恐。”
从考团的平台拓展开来，李逸凡还成立了一个公益培训平台，联合长沙雅礼中学、江苏南通中学国际部等，对修读AP心理学课程的学生提供免费培训和答疑。
18岁的李逸凡渐渐发现了自己在商业运营方面的兴趣和能力，她已经习惯被考团的其他学生称作“李总”，学会和酒店、保险公司谈判，母亲也评价她这一年里“谈吐都变得像个做生意的大人”。将要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商科的她，已经将“考团”当作事业的起点，为此决定延迟一年入学；学校批准她的申请并为她保留奖学金，也是因为校方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实践活动。
公益是个越做越明确的过程
“有些事情不做是体验不到的。”对高二学生李博特来说，公益就是一个“越做越明确”的过程。如今，他参与发起的“蒲公英”社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个周末都输送志愿者到北京市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
他也曾为志愿服务的功利指向感到困惑。从初中起，他就听到身边的社团负责人说“今天又教了多少小时，可以为出国的履历添上精彩的一笔”；有的同学组织旧衣物、书籍捐赠，却丝毫不关心衣物的去向和书籍的使用情况。他反感“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想做点什么，但目的并不明确。
在决定成立一个支教社团时，李博特和几个同学也经历过“热血沸腾，但使不出力气”的阶段，比如花了很长时间都找不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学校，原因就在于学生支教大多流于形式，志愿者在短时间内来来去去，并不能给学校带来实际的帮助。
志愿者们制定了详细的支教计划和课程安排，决定针对打工子弟的特征，不按教材授课，而是为他们开设拓展课程。一个下午，不知道打了多少电话，把想法和计划一条条地说给现在支教的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校长听，才打动了校长。
在他们教授的学生中，大多数人最多读到初中毕业就会辍学，即便是高年级学生的知识面也相当有限，身在北京郊区，却对北京这座城市一无所知。一次说起“新东方”，大多数学生都只知道是电视广告里的厨师学校。
针对这些特点，志愿者们开设的拓展课程包括职业介绍、团队合作游戏等，“至少要告诉他们每个职业是做什么的，有哪些要求，在什么年龄阶段要做什么事，让他们思考自己以后想干什么。在此之前，大多数人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李博特说。
在两年多的支教中，志愿者们也会不断发现问题，并随之修正教学方法。比如，一开始采取上大课的形式，后来发现学生纪律性不强，比较羞涩，大课的互动性差，从去年开始便改用1对1或1对2的教学，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跟踪记录，有针对性地进行长期辅导。
拓展公益的外延：不仅仅是支教
“一开始确实挺功利的，就是想出国，要做课外活动，但是想找个新颖点的活动的方式。”北京市十一学校的王达和刘岱伟觉得，中国学生做义工的形式过于单一，“大家都去支教、去公园和社区服务，没什么意义，有时反而是帮倒忙。”
抱着这种想法，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做公益的方式：运营一本全英文杂志《INSIGHT》，将杂志的销售收入捐给义工组织，刘岱伟说，“让更专业的组织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效率更高。”
利用北京这个留学高地的资源优势，他们将杂志定位为出国留学指导，提供一些名校学生的独家访谈和经验介绍等。卖着卖着，王达发现，不仅是北上广的“出国党”，东北、西南等地区的“出国党”更欢迎这本杂志。
目前，这本定价15元的杂志，其编辑部拥有30多名成员，发行覆盖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辽宁、贵州等省市的中学，第4期刚出版不久，就卖了600多本，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国外高校也看中他们的读者资源，与杂志合作举办活动。
杂志社越做越大，王达发现了自己对商业的兴趣，决定申请商科，开始去公司实习，在校园里卖汉堡锻炼自己；做美工的彭兆文则决定要读设计。“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义工的，其实美国大学看中的也是每个人的独特性，我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回馈社会，这样就很好。”王达说。
与王达想法相同，胡远泽和樊禹杰也希望能够“做不一样的、自己喜欢的义工活动”，最终，他们把对篮球的爱好和公益联系在一起——去教小学生打篮球。
这个想法的灵感源于NBA。樊禹杰注意到，每年暑假，NBA球星都会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组织“关怀行动”，其中就包括教小学生打篮球。
经过打听，胡远泽得知玉泉小学有个篮球兴趣小组，一个教练管三四十名学生，人手本来就不够。于是，一天早上，他直接跑到小学门口，向校长高峰提出想担任助理教练，没想到对方爽快地同意了。
“篮球不只是一项运动，而是代表着运动的精神，我们想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他们。”樊禹杰说，他们与教练的教法不同，教练更注重成绩，注重有几个学生能被选进专业队，他们则更注重教给孩子公平竞争和拼搏精神。并且，他们还格外关注那些打得不怎么样的学生，“想让他们知道，打篮球就是放学了图个乐，目标并不是要选进什么校队，通过篮球获得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看来，‘支教有利于申请’其实是个错误的导向。”李逸凡说，回过头来思考，面对做义工的热潮，她觉得需要更加理性和冷静，个人的收获比履历重要得多。
在“蒲公英”社团的另一名成员陶子谦看来，认识自我才是回馈社会的前提，如果对自己的人生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就只能盲目听从家长、老师为自己计划将来。“中国社会特别强调乐于助人，但往往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助人。我觉得这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然后再去帮助他人，把社会的整体变得更好。”
本报记者 陈竹 实习生 宋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