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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艰难无比。”这是德国航空先驱奥托·李林达尔的名言。1896年，他在一次滑翔飞行中殉难。
61年来，新中国空军试飞部队先后有27名试飞员献出宝贵生命。一代又一代空军试飞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成功试飞160多型两万余架国产新机，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和空中力量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也使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强国相比，由 “望尘莫及”到如今的“望其项背”乃至未来的“并驾齐驱”。
“试飞员的字典里没有‘害怕’二字”
对于试飞员来说，危险与他们如影随形。
2004年7月1日，试飞员梁万俊驾驶“枭龙”战机执行试飞任务。战机在1.2万米高空完成规定动作后，油量指示显示异常。
发动机突然空中停车！此时，飞机高度4700米，距离本场还有20多公里。
遇到此类重大特情，飞行员可以选择跳伞，但科研新机成败事关我国航空业的声誉，试验飞机一旦坠毁，试验数据也就没了。
空滑迫降！梁万俊果断决定。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高空远距迫降。梁万俊的决定得到了两任部队长钱学林、雷强的支持，在他们的指挥引导下，梁万俊平稳地驾驶飞机穿过云层，出现在机场上空。情势危急，降落机会只有一次。
“准备降落！”随着一声口令，梁万俊操纵飞机风驰电掣般扑向跑道。
塔台、机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人们死死地盯着梁万俊驾驶的战机。
飞机高速接地，刹车！放伞！巨大的轰鸣声中，轮胎刹爆，战机拖出两道长长的轮印，在距离跑道尽头300米处稳稳停住！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种惊险，对试飞员来说可谓家常便饭。1988年12月，“飞豹”首飞。临上飞机前，试飞员黄炳新悄悄将一封短短的“三句话遗书”留在办公桌抽屉里：“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死后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1992年8月，他和另一名试飞员杨步进驾驶 “飞豹”执行高风险科目试飞任务。飞机以每小时1100公里的速度进入5000米高空后，出现剧烈振动现象。黄炳新随即蹬舵，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振动过于剧烈，方向舵掉了。
黄炳新临危不乱，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不行，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
杨步进坚定地说:“你不跳，我也不跳。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
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稍有偏差就会机毁人亡。黄炳新双手紧握驾驶杆保持飞机平衡，沉着地对准跑道，只听见“唰”的一声，机轮安稳触地。
“我们试飞员，谁不经历几回‘鬼门关’？”谈起空中历险,空军级试飞专家徐勇凌显得很轻松，“试飞员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害怕’二字。”
有一年，徐勇凌驾驶某型战机进行科研试飞，在400米高度遭遇飞机起火。这是试飞中最险恶的情况，失控的飞机像一颗燃烧坠落的陨石，呼啸着砸向大地。
多次尝试仍无法控制飞机后，在不到300米的高度，他本能地拉动了弹射器。虽然跳伞成功，但因离地面太近，徐勇凌重重摔在一块农田里，全身10多处骨折。
这种特情非常罕见，必须查清原因，但仪器记录的数据在坠机爆炸中荡然无存。躺在病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转动的徐勇凌，奇迹般地把飞机从起飞到失去操纵全过程的数据一一口述出来！
在医院躺了4个月后，徐勇凌申请返回部队，很快又驾机重返蓝天。
“航空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以试飞员技术突破为基础”
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试飞，也是试飞员雷强铭心刻骨的一次飞行。1998年3月，作为首飞试飞员，他驾驶我国第一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机——歼-10飞上蓝天！
歼-10战机是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列为国家重大专项国防重点装备。首飞，究竟能不能飞起来、飞回来？很多人心里都没底。
3月23日，从上午9时一直等到下午4时，气象条件终于勉强达到首飞要求。指挥员把雷强拉到一边问：“雷子，飞不飞？”雷强沉思片刻，认真地点了点头，坚定地说：“飞！”
雷强跨进座舱后一扭头，发现有个领导的脸上挂满泪水。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弥漫在机场上。然而，座舱盖一关闭，雷强立即平静了下来。他下定决心：就是缺胳膊少腿，也要把飞机整回来！
起动、滑出、加速、拉杆，飞机在快速滑跑中昂起头，呼啸着冲向蓝天。雷强有条不紊地做完各种试验动作。20分钟后，一个灵巧的下滑，飞机宛若一个翩翩起舞的芭蕾演员，优雅地收起舞姿，轻盈地落在了跑道上。
一次注定被记入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的首飞圆满划上句号！停机坪上成了欢乐的海洋。雷强走下舷梯，已是泪流满面。
歼-10的试飞，创造了三代战机研制中没有摔过飞机的纪录，空军两个试飞部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近年来，空军试飞员先后完成了歼-10、歼轰-7、某型发动机、空警-2000、空警-200等试飞任务，开创我国战机科研试飞新模式，使我国跻身于信息化、体系化发展航空装备的国家行列。歼-10试飞总师周自全总结说：“航空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以试飞员技术突破为基础，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抵达更高的科学境界。”
“开最新型的飞机，做最惊险的动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
“开最新型的飞机，做最惊险的动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英雄试飞员李中华说。
歼-10战机拥有出众的性能，这其中也凝聚着空军试飞员的大量心血。在科研试飞中，仅仅针对座舱、起落架等方面，试飞员就提出几百条改进建议。
“试飞员既为产品质量把关，发现问题后又和我们一起攻关，帮助产品顺利过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陕飞公司一名领导说。
一次，空军某试飞部队部队长张新文试飞某型飞机，机载设备发生故障，他没有轻易放过这个“小”问题。
张新文召集机组试飞员与科研人员一起到机场做地面试验，把可能发生问题的因素列成“故障树”，一个树杈一个树杈去排查，最终成功解决这个故障。
追求卓越、挑战极限是空军试飞员的特质。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是世界公认的“死亡禁地”，也是试飞中必须攻克的难关。国外在失速尾旋项目试飞中，损失过几十架飞机、数十名试飞员。这一试飞科目也制约着我国新机研制生产。
经过层层淘汰选拔，国家派卢军、雷强到国外某知名试飞员学院飞三角翼失速尾旋。
某国教科书上规定，负尾旋不能超过3圈，雷强觉得这不是极限值。
有一天，在一名老试飞教官的陪同下，雷强跨入前舱，他驾机直接冲上万米高空。飞机进入负尾旋状态后，以4秒钟一圈、一圈600米的速度仰扣滚转下坠。
1圈，2圈，3圈……飞机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教官大惊失色：“雷，改出、改出！”雷强操纵着飞机直至进入第4圈，才改出“倒飞”状态。伴随着一声轰响，飞机重新启动，调整姿态后安然落地。
“危险、艰辛、寂寞加在一起，抵不过一个‘爱’字”
“当了试飞员，就不能想当官。”许多空军试飞员说。
1986年，空军某试飞部队政委王景海，奉命到空军运输航空兵某师挑选一名优秀飞行员，担任试飞工作。师技术检查主任邹延龄自愿申请并被选中。
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在团职岗位上工作了6年，即将走上师职领导岗位的邹延龄，不该放弃大好的发展前途，到一个正团级单位去搞试飞，既要蹲山沟，又要担风险。
但邹延龄说：“当国产飞机试飞员是我的心愿。我自信会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
试飞员的生活充满危险、艰辛、寂寞。但是它们加在一起，抵不过一个“爱”字。
老一辈试飞员滑俊、王昂，先后驾驶过多种国产歼击机，完成了大量科研试飞任务，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
即使获得这么高的荣誉，他们仍然没有放松自己。为了能够多飞，滑俊自觉锻炼身体。一年四季，每天坚持跑步4000米。王昂几十年来坚持学习国外航空技术知识，还自学英语、日语、俄语。他说：“试飞员经常面临新机种、新技术、新课目，不努力学习，试飞中就会束手无策。”
和所有试飞员一样，毕红军也热爱这个岗位。2003年，他被空军批准为空军首批试飞专家。6年后，毕红军到了飞行最高年限。按照规定，首席试飞专家可以特许延长至50岁。
2010年3月，即将到达飞行年限的毕红军对蓝天依依不舍。领导找他谈话，希望能再飞一段时间，带教年轻试飞员。厂家也纷纷打来电话，现在新机型呈井喷式发展，迫切需要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试飞员。
于是，上级批准毕红军的飞行年限延长到51岁。一年很快过去，又到了停飞的关口。他一边申请延长，一边打定主意，如果不能再上蓝天，就搞试飞员地面培训，无论如何不能闲着。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批复很快下来了：可以飞到55岁。喜悦的毕红军，成了年龄最大的空军战斗机试飞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