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科幻作家或者像“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一样，乘坐游艇在旅途中寻找灵感，写下《海底两万里》等名著；或者像《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一样，一边思考着关乎宇宙命运的宏大命题，一边被工作、股票、女儿的考试成绩等生活琐事所填满。
罗伯特·索耶显然不是这两种类型。这位加拿大“科幻教父”的履历表上有着一长串荣誉——作为为数不多的包揽雨果奖、星云奖和坎贝尔奖三大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奖项的作家，他出版了22部长篇科幻小说，包括“恐龙三部曲”、《金羊毛》、《计算机中的上帝》等，2007年，他被中国读者评选为“银河奖最受欢迎外国科幻作家”。
但与此同时，这位科幻大师还是政府机构、科研部门甚至跨国公司的座上宾。他常年担任“探索”频道加拿大版的评论员，为《科学》与《自然》杂志撰写专栏，并受邀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规划局（DARPA）等机构的顾问，甚至在谷歌、摩托罗拉等公司担任咨询顾问。
“对于政府和商业团体来说，他们确实应该重视科幻作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索耶谈及自己的多重身份时解释，“科幻作家负责描绘未来，科学家负责将其变为现实。比起科学家，科幻作家能够更自由、没有顾忌地预测未来。”
科幻作家不应该毫不负责地空想，而应该担负起批判现实的责任
8月22日，站在北京中国科技馆的演讲台上，53岁的索耶面对台下数百名慕名而来的科幻迷，谈论的话题不是他新书的内容，也不是怎样进行创作，而是“科幻与预言”。
这位记者出身的科幻作家，从小就爱读科幻小说。1985年，当时25岁的他得到了一个采访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会，自此坚定了成为科幻作家的信念，并从90年代开始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起初，索耶的作品也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是面向传统核心读者的硬科幻。但逐渐，这位长相酷似好莱坞明星布鲁斯·威利的科幻作家认为，完全超出读者想象的作品很难得到认同，过于脱离现实的科幻也很难引起共鸣。
“科幻一方面是大尺度的，一方面又是和现实紧密关联的。”索耶表示。如今，他的小说不再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而是距离当下不远的时候。
索耶还坦言，他每年只有3个月的时间用于写作，剩余的时间几乎都在“做兼职”。除了担任加拿大政府有关部门的咨询顾问，他还应邀给土耳其第二大银行的雇员们做演讲，主题是“放眼未来，如何建立一种长期思考”。
听起来，这些顾问工作都和科幻创作毫不沾边。有一次，他为加拿大政府做法律方面的顾问，“我们可以通过DNA的读取来预测你可能患有某些疾病，或许会涉及个人隐私，但假如这个隐私涉及了有基因疾病的人的丈夫、孩子们的知情权时，哪一方是需要保护的呢？这就是他们邀请我们帮忙解决的问题之一”。
但在索耶看来，这些恰恰是一个科幻作家应该担负的责任。他常用“科幻是现实的镜子”的比喻来解释，科幻作家不应该毫不负责地空想，而应该担负起批判现实的责任。他的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从电脑狂魔、恐龙复活、时间旅行，到平行时空、太空侦探。最近的作品《人性分解》则讲述了人类对宇宙和内心的双重探索。
事实上，这也是科幻界的传统。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这部关于生物科学的小说，第一次提及了生物伦理学。如今，生物伦理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用索耶的话来说，“这个学科就是由科幻小说创造的”。
许多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描写，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包括凡尔纳描写的月球旅行、潜水艇，英国作家威尔斯描写的立体空战、坦克等等。1944年，美国科幻作家卡特·米尔在《生死界线》里逼真地叙述了原子弹的技术环节，发表后招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他们误以为当时秘密进行多年、连副总统都蒙在鼓里的“曼哈顿工程”泄了密。
科幻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预防未来
科幻作家可以给政府、科研机构甚至金融、法律行业充当智囊？许多中国科幻迷第一次听说这事儿时，都觉得难以置信，但在欧美科幻作家中，这其实司空见惯。
北京师范大学科幻理论学教授吴岩指出，对于政府等机构来说，有时候正需要科幻作家这种不受可行性约束的想象力。比如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就运用了“科幻反恐”的手段。当时，被斥为“缺乏想象力”的美国国土安全部花费790万美元邀请大批科幻作家，专门负责想象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这些科幻作家来自西格玛小组，其中包括曾协助里根总统构思“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的科幻小说家波奈尔。小组创立人、科幻作家阿兰·安德鲁斯认为，“科幻小说家一直活在未来”，而保卫国土“需要一些能提供疯狂构思的人”。
索耶没有加入西格玛小组，理由是不太赞同美国安全部门的一些做法。不过，他却答应了DARPA的邀请。他们计划建造一艘宇宙飞船，可以用几百年的时间飞到其他星系。在索耶看来，这个名叫“百年星舰计划”的项目对于人类的未来来说，“所做的事情是积极的”，这也是“并不会随便给什么人都做顾问”的他会答应的原因。
索耶以及另一位科幻作家斯蒂芬·巴克斯特在这一计划中负责的工作，首先是想象怎么能够让人类从地球飞到其他星系去。除此之外，还要思考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
从目前人类掌握的技术条件来看，人类想要到达其他星系，可能至少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那么，星舰上的人群将会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型社会，这个社会可能是由数代人构成的。
即使是在科幻小说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让新生的一代人，在远离原计划发源地的基础上，和祖先们保持同一个想法？索耶简单地解释了一番：飞船上第一代人可能会想，我们要探索宇宙，然后返回地球，但是，“如果你并非出生在地球，而是出生在宇宙飞船上，你可能就会说，我们来到了这个星球，就留在这里，不要回地球，我们才不在乎地球如何呢”。
在索耶看来，科幻小说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剔除社会公众的消极面，让公众不会被阴暗面俘虏，并且推动发展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科幻小说培养公众长远的眼光，让人们学会长期的思考未来。正如已故的科幻大师雷·布雷德伯里所说，“科幻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预防未来”。
科幻小说关乎理性和价值，而不仅仅是科学技术
科幻小说家之所以值得被重视，用索耶的话来说，阅读科幻小说对人们适应快速的科技发展很有帮助，“政治家们都该读读科幻”。
或许，商界人士也应该多读读。索耶提到了阿瑟·克拉克于1968年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预言”的平板电脑，连名字都是与iPad惊人相似的newspad，但极具讽刺的是，电影中的平板电脑是由IBM公司制造的。
虽然他也承认，在英语世界，科幻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许多人转向了奇幻小说。但他依然希望：“科学和理性主义在西方能受到更多珍视。那些还在读科幻小说的读者在科幻小说中发现了价值而不是因为小说里预言了未来的科学技术。科幻小说同时也是探索深层哲学问题的方式，它关乎理性。”
“让我们看看，未来的十年会发生什么。”这位科幻大师眨着灰蓝色的眼睛说，“我想我们会在生物科技方面有非常重大的突破，延长人类的寿命。而未来的一百年后，我们会在外星生命的探索上取得重大突破，或许那时候人类会永生——那将是个灾难——未来的一千年则太遥远了，也更难想象，但那时候人们可能会抛弃他们的躯体，而选择下载他们的记忆。”
而在索耶的科幻作品做出的所有预测中，他本人认为最为重要的，也最简单的一个是，“未来是存在的”。
核武器、环境危机等诸多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头顶，许多科幻小说、电影也因此大肆渲染末日降临的场景，其中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在我们周围悄然发生……尽管如此，索耶仍然坚信人类文明还将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的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乃至一万年。
本报记者 张渺 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