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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将近5年，发达经济体进入了缓慢复苏的轨道，而新兴经济体陷入了不同的困局之中，巴西、土耳其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埃及的民主化转型则陷入了波折或者倒退之中。经济危机夹杂着政府危机，人们将目光过多地集中在经济增长或者复苏这样的议题时，忽视了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而在历史与现实中，经济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政治经济学更贴近于真实。
废黜民选总统穆尔西的埃及军方正在走老路，戴着墨镜发表演说的军方首脑塞西将军让人们有似曾相识之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埃及军方已经证实了自己并没有经济治理的能力。埃及军方和穆兄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已经使这个国家陷入内战的边缘，暴力成为社会秩序的“底色”。没有良好的政治秩序，经济发展是无从谈起的，而现代经济的基础建立在中性高效的政府假定之上，也就是说，假定良好的政治秩序是唾手可得的。然而人类历史的经验却证明，政治秩序的建立要比经济增长更加艰难。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刺激政策，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其中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反思：各国政府都是一样的吗？其实各国政府之间的差异甚至比经济上的差异更大，需要发展的不仅是经济，还有政府，就像经济学家拉詹所说，“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治失衡，不管它在经济上曾经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都会倒退回发展中国家的状态，苏联解体就是个例证——2003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如同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升级一样，政府也需要顺势而变，否则经济发展就进入政治的牢笼之中，难以突破瓶颈。
经济危机期间，政府被赋予了干预经济的义务，但政府的干预多少都会扭曲经济的自发秩序。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为华尔街的冒险行为埋单，虽然让这些金融巨头免于破产，却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的干预反倒阻碍了市场的自我清理，内生于现代金融系统的对利润的追逐与政府对“大而不倒”的无奈相互作用，使纳税人成为经济危机的“冤大头”。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暧昧关系也就成了阴谋论的“佐料”，财政部官员与华尔街金融巨头只需要一个“旋转门”，因此，有学者建议开放财政官员的选拔范围，淡化华尔街对华盛顿的政策影响力。美国金融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系统的更新，减少国会和政府对美联储的政策压力，避免非理性繁荣再度累积海啸一般的风险。
拥有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美国尚且需要革新其政治系统，其他国家更是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两种社会秩序的分类：权利限制的社会秩序与权利开放的社会秩序。美国属于后者。权利开放的社会秩序需要宪政国家与市场经济来支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任何成员都很难拥有垄断的地位，从而消解了依靠主导地位获取租金的可能性。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依靠跨时空信任纽带建立起来的金融经济才能繁荣起来，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存续于这样的权利开放的国家之中。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需要发展经济学的视野，更需要发展政治学的意识，在历史的关节点，政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环顾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谱系，政府的革新已然是经济增长的先导。
二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出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两种发展战略，这并非是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毋宁说是政府主动选择的增长战略。经过几十年的演变，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与之匹配的是发展型政府，政府、银行以及大企业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铁三角，以不平衡增长来赶超发达国家。发展型政府并没有建立起权利开放的社会秩序，并非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参与和竞争的资格，通过设立一套排他性的门槛，只有精英集团才能从中获得超额的租金，政治经济交往中渗透着血缘的纽带，权力、资本通过人际关系进行流动，精英集团更加封闭和保守，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陷入停滞。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印尼遭受重创，与苏哈托家族集团对印尼经济的把持不无关系。由于政府系统没有顺应经济增长而实时更新，最终造成社会的震荡，印尼经济直到最近几年才恢复活力。
创建一个开放、透明的政府要比推动经济增长更为困难，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进入了权利开放的秩序之中。人类历史上政治秩序一直由封闭排他的精英集团掌控，因此，要打破上万年的历史惯性，殊非易事。埃及军方的暴力清场打破了人们对中东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想象，作为暴力工具的军队一直处于政治前台，社会秩序势必基于暴力而建立起来，这样的社会秩序更擅长进行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
驯服暴力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前提，很多国家内乱不止，距离现代国家的门槛还有相当的距离；当暴力退居幕后，特权又会盛装上场。在经济起飞阶段，只要政治稳定，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找到“比较优势”。美国私人情报机构Stratfor认为，缅甸、肯尼亚、尼加拉瓜等国将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接班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特权、垄断、管制便成为经济升级的障碍，全世界一多半的国家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之中，像希腊这样进入了高收入行列的国家，由于缺少政治韧性，一场危机之后也几乎跌落到中等收入的行列中。
经济危机的尘埃慢慢落下，对危机的反思却刚刚开始，唯有将这场危机置放于人类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才会找到正确的方向，突破历史发展的瓶颈，进入政治、经济协同发展的平湖之中。
孙兴杰 王洪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