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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36年6月，一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正兴奋地赶往一片“未知之地”。他从北京坐火车到达西安时，身躯肥胖，口操英语，自称“王牧师”的基督徒愉快地安排他与那里的共产党人接上了头。斯诺将从西安到宝安——红军在陕北的小“都城”——陕甘宁边区中心去。之前，他没有见过红军，甚至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一年，斯诺31岁，已在中国住了9个年头，其间游历过许多地方。这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喜欢自己的记者、通讯员或自由撰稿人身份，一则能挣到养活自己的钱，包括旅行费用等；二则这样的美国人身份在中国很受用，能够受到优待、保护，并且可以突破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显然，这是其他身份所不具备的优势。
精明的斯诺已经深谙中国的人情世故，操持起自己的旅行来游刃有余。他再次从北京赶往上海，拜访自己曾为其写过“生动活泼小传”，并有些交情的“孙夫人”——宋庆龄，请她为自己的旅行打通关节。在宋庆龄的促成下，斯诺在北京见到了“一位教授”，这位教授给了他一封致毛泽东的亲笔信。在西安见到的联络人，也正是教授亲自安排的。由宋庆龄而不是其他人来安排这件事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到了红区后斯诺起码能够享有“中立者”的待遇，而不会被当做间谍抓起来。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不过，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此行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但这并不表明一切都已迎刃而解，斯诺还有更为具体、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突破国民政府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的封锁？准备行程的几个月里，斯诺私下里与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商量，让两家媒体提出让其前往采访，这样关涉英美两国两家媒体的采访请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无论如何都要重视起来。斯诺的这一招不但奏效，还有意外之喜，伦敦的这家报纸不但答应支付他旅行的全部费用，而且保证，如果此行成功，他还将得到一笔奖金。不过，斯诺还有所谋，他同时联系了纽约兰多姆出版社，出版社的预付金很快就到了他的手上。有了这些，斯诺在红区时当然会底气十足，他深知自己在这里记下的一切，都将会成为西方读者渴求的，也会为国民政府所关注，而红区自然也乐得把这里的道德理想传播出去。
把这一切与结束红区之行时发生的一桩意外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斯诺那一晚为何“一夜合不上眼”了。从陕北的沟壑间出来再次回到西安，走下乘坐的卡车时，他那个负载着所有承诺，还有个人雄心、情怀的手提袋不见了：那里装着此行所有的访谈记录、日记、笔记本和在红区第一次拍摄的照片。斯诺比任何人都清楚，失去这些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甚至我们今天知晓的历史都要改写。如果真的丢失了，他那“深刻地影响自己一生的非凡之旅”将变得可疑，他那“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或许也就无从谈起了。
斯诺心急如焚，得到的解释是这些东西与其他物品一道被错误地卸在距西安20英里外的地方了，不能确定能否找到。在他反复恳请之下，事情终于在第二天黎明有了转机，他的一位朋友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手提袋原封未动！”这一结局让斯诺“备感幸运”。这位精明有加，自认渗透了中国问题的美国理想青年，在他的记述中没有做进一步联想——这些宝贝在与自己分开的那一夜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斯诺这次进红区，抵达延安时，那里仍然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域。住了一宿，第二天陕北的太阳升起时，一位东北军军官陪同他走出延安城城门，目送他走过他们的最后一个哨点。前方就是红区的地盘了。斯诺记述了如下细节，他们先是握手，尔后这位军官向他敬了个礼。一名赶骡子的人，将领着他到红军游击队的哨点去。这名赶牲灵的人，没有携带武器，一路上，斯诺犯着嘀咕，他到底是红军士兵，还是国民党士兵呢？
此时，只有斯诺与这位赶骡人走在陕北的沟壑间，可以想象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无言以对，斯诺会一些简单的汉语，自认识得1500个左右汉字，但如果同行人是在这山沟里长大的，那么地道的陕北口音，也是不大好沟通的。不过，斯诺这一路心情不错，他在22年后写就的《旅行于方生之地》（Journey To The Beginning，1958）一书中记述道：有4个小时，我们都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小溪两岸是峭壁，一路上杳无人迹。
不知名的赶骡人不会想到，日后，骡背上驮着的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几个笔记本，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想象与期待。
晋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