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这个暑假，如果不是被学校“收留”，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大石镇9岁的农村娃梁房（化名），恐怕不得不在乡野田地里游荡。蓬溪县大石桥中学约300名暑期“没方向”、少人管教的留守儿童和梁房一起，住进了学校宿舍。
“全部免费。”大石桥中学副校长梁富强告诉记者，学校在法定假期、周末、寒暑假均向留守儿童提供免费寄宿托管服务，“吃住不要钱，还有老师开小班免费辅导功课，志愿者带孩子玩游戏、野营，搞厨艺大赛、唱歌比赛，去敬老院献爱心” 。
这笔“寄宿托管”的费用，来自遂宁市财政、社会爱心人士及学校自筹3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遂宁这个农业大市的经济总量在四川全省处于中下水平，却已连续7年坚持由市财政出资、由学校在假期免费“托管”留守儿童。
“市里钱确实不多，但给留守儿童看管工作拨付一些，还是能挤出来的。”遂宁市政法委副书记李劲说，遂宁在财力薄弱的情况下，筹资6000余万元，把钱专门用在留守儿童身上，“这批孩子最不好管，但如果管不好，要出大问题” 。
出现轻微问题，交由代理家长、学校“托管”
假期如何看护留守儿童？在遂宁，一个“老套”的办法从2006年沿用至今，且效果显著。
“关键是要管住这些孩子，现实情况是家长都在外打工，管不了，那么谁来管？老师管。”李劲推广“寄宿托管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有现成的宿舍、教室、操场、师资，与其单独花钱再建“社区活动中心”，倒不如利用学校现成的资源，“给学校些补贴”。
李劲说，教育部门也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组成单位之一，在假期托管问题上，教育部门也能予以支持，“托管的重点是把一批有轻微问题的留守儿童管护起来，在他们出现大问题以前，转变他们” 。寄宿托管后，老师根据每名学生各科成绩的优劣，在假期，分班、分阶段给学生免费补课。
而对于免费给学生补课的老师，当地教育部门出台规定，将“关爱留守儿童”纳入教师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干部提拔的指标当中，一大批有爱心的老师走上校长、校助的岗位。
在蓬溪县宝梵镇鹤桥村，村里的党员志愿者魏嗣官给9岁男孩魏豪（化名）当起了“代理家长”。魏豪因在外打工的父母离异而感到“抬不起头”，性格孤僻，不爱和同学一起玩。整个假期，老魏除了带孩子玩，还要隔三差五地给孩子的家长打电话，“得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 。开学后，老魏还要再与老师沟通，看下一步怎么帮助孩子。
这种村（社区）校互动的形式，在遂宁的15所寄宿托管试点学校被普遍采纳。假期，学校会把不愿留校寄宿的留守儿童的在校表现通知单移交给学生所在社区，由社区负责在这段时间“管理”孩子。而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即由志愿者行“代理家长”之职。
数据显示，在这一模式下，蓬溪全县违法犯罪青少年人数较过去下降24%。
遂宁团组织还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1100多万元，在全市各街乡建立青少年活动阵地22个，留守儿童之家、七彩小屋230所，为留守儿童提供各类服务。
谁也管不了的孩子，谁来管？
在四川绵阳，未满14岁的少年何佳（化名），去年因在遂宁市区盗窃财物被公安机关抓获，被送往遂宁市第十五中学（一所工读学校，记者注）进行矫正。
单亲留守儿童何佳从小跟奶奶一起在绵阳农村老家生活，从小学开始就表现出一些轻微的不良行为，父亲何某不得不花钱托关系把他送到德阳市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何某说，孩子送到德阳没几天，就接到老师的电话，“老往外溜，学校管不住，早晚要出事” 。后来，何佳为了几十元上网钱，走上了偷窃这条路。
在遂宁，一项特殊的规定是，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的留守儿童，强制送往遂宁市第十五中学，而非自愿选择就读。在十五中就读的所有学生的所有费用均由遂宁市政府买单。记者注意到，十五中宣传资料中一项最引以为豪的成绩是——通过心理疏导、文化熏陶、技能培训、法纪教育等，逐步矫正问题儿童的不良心理和行为，矫正转化率达96.1%。
不久前，何佳的父亲何某，这个在孩子被送入工读学校就读时都未曾露面的建筑工地工人，在孩子入学两个月后，第一次来看儿子。“他竟然叫了我一声爸爸，他以前从来不叫我的。”
探索：轻微违法行为留守儿童“强制”收教
理论上讲，工读学校毕业后能够出具与普通中等学校一模一样的毕业证书，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文规定，解除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对工读学校学生的偏见，很多学生家长不愿意把本身已有行为偏差的孩子送往矫正。
而是否要把孩子送去工读学校就读，在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仍以“自愿”为基础。该法第35条规定，对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在遂宁，根据《遂宁市关于由工读学校强制收教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工作办法》，那些有轻微违法犯罪依法免予刑事、行政处罚的，如监护人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能力的，将被强制送往工读学校就读。
这种做法看上去与法律规定有些相悖，但却成为社会综治领域的一项大胆探索。
“两害相较，取其轻。既然家里、学校都管不住这孩子，就让政府办的专门学校来管。”李劲介绍，遂宁市财政对工读学校进行全额拨款，每年约130余万元，这个仅有约200名学生的学校获得的工作经费较其他普通学校多出很多。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推进会上，团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也特别指出，要“加强对有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的专门教育工作”，其中一项重点即为“积极推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自愿入校’原则作出修改”。
但一位法学界人士告诉记者，“强制就读工读学校”一事在法学界颇受争议。尽管个别地区的工读学校有较好的制度、能得到财政较高的补贴和保障、矫治成功率也较高，但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规定强制收教，一方面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牵扯问题太多，“犯罪地收教，还是原籍地收教？钱谁出？各地经济条件、政府重视程度不一，教育质量怎么保证？”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