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我看见

    “欢迎来到黑暗中的世界。”杨欣才站在厚重的幕帘后面，眨巴着眼睛，提高嗓门向几位蒙着双眼、拄着拐杖的人打招呼。他们看不到杨欣才的样子，而杨欣才却能“看到”他们。

    一行人跟着飘过来的声音缓缓向前走，走进一个黑黢黢的空间。幕帘拉上、大门关闭，脱下眼罩，眼前是漫无边际的黑暗。

    而这种黑暗，是杨欣才最熟悉的环境。“严格来讲，我看到的并不是黑暗，”杨欣才描述说，“因为我已经忘了什么是黑色。”他最后一次见到色彩和光，已经是在14年前。

    从杨欣才左手带着的黄色手环上可以知道，他是“黑暗中对话（中国）”的一名盲人培训师。原本在上海工作的他，来到“黑暗中对话”的成都体验馆，成为一名导赏员，带着一群明眼人走进盲人的世界。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座黑暗中对话永久体验馆。自1988年在德国首创以来，“黑暗中对话”落户全球30多个国家，170多个城市，为全球9000多名视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岗位。杨欣才是受益者之一。

    他走在前面，像握笔一样握着一根一米见长的白色盲杖，轻敲地面，向前迈着步子，熟悉得像在走回家的路。

    体验者跟着杨欣才，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虽然一开始的自我介绍中，杨欣才已经半开玩笑地称自己是“专业资深盲人”，但还是有人小声议论：“怎么可能？肯定带着夜视镜！”

    在黑暗的体验馆里，“失明”的人们看不到杨欣才的眼睛。杨欣才的右眼已经萎缩，一直闭着，眼皮不时地眨动；左眼装着假眼球，被眼皮遮住一半，黑色的瞳孔像一颗墨玉镶在白色的大理石里。

    7岁时，杨欣才被顽皮的小伙伴拿带钉子的木板扎伤眼睛，左眼失明。因为视觉神经的牵连，右眼也在后面的5年时间里，渐渐失去了视觉。

    在没有掺杂任何杂质的黑暗里，杨欣才成了他人的眼睛。体验者们循着杨欣才的声音，慢慢向前。

    “我好像看到了光。”一个女大学生说，也有人称看到了星星。杨欣才告诉他们，那些都是幻觉，或者只是存储在大脑里的影像。“在经过特别设计的体验馆里，是不可能有光的。”

    他自己，早已经习惯了没有光的世界。他看不到大都市里的霓虹灯，也看不到女朋友为他买的新衣服，也早已忘记了父母的脸。他靠自己的生物钟经历白天与黑夜的交替，用手摸来感知衣服的颜色。

    “我穿的T恤是黑色的，”他说着，低下头，撩起衣服，若有所“视”地看了一眼，“因为它有两个袖标，比上午穿的白色T恤多一个。”

    颜色之于他，已经仅仅变成几个简单的形容词。他凭着失明前的记忆，有时候也会描绘属于他的彩色世界。第一次“见”到大海时，他猜想面前的一片纯粹的蔚蓝，像天空的样子，并且无边无际，“就像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体验馆里， “黑暗”拿走了体验者的能力和自信。明眼人“失明”了，盲人在黑暗中却变成了强者。公园、酒吧、音乐会这些明眼人熟悉的场合在黑暗里忽然全都成了挑战。

    杨欣才带着大家继续黑暗中的挑战。“什么味道？是花香！”忽然一个清脆的女声叫到。他们已经被包围在一片真实的花园里。只是平时青绿色的草地、五颜六色的花朵、潺潺的流水，都掩映在了黑暗中。

    有两个年轻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四处摸索起来，他们摸到了树枝、花儿，还有一排一米高的小篱笆。而两位“行事沉稳的”中年大叔却一直原地不动，“或许怕受伤吧”，杨欣才心里猜测。

    “不光只有眼睛才能看得到，”杨欣才补充说，“这个世界的东西，一方面要用眼睛去看，还有一种是要去经历，去触摸。”

    杨欣才不是个能闷在家里的年轻人。平日里，他会去公园，去欢乐谷，偷偷溜进去开碰碰车，倒挂在过山车上惊声尖叫。他还组织盲人朋友去崇明岛，甚至带着一队人跑到700里地之外浙江的一个小山村去玩——那个他出生时看到光明，后来又失去光明的地方。

    “他喜欢冒险，对任何事情都满怀好奇和希望。”杨欣才的好友这么评价他。但是对多数盲人来讲，不要说冒险，出行都是件很危险的事。

    杨欣才正带着体验者走在黑暗中的盲道上。这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两边林立着各式各样的商铺。杨欣才流利地给大家介绍两边的店铺，体验者也左右扭头，嘀咕着，好像真的能看到。

    走在最前面的杨欣才突然在盲道上碰到一个东西，他没吭声，而是引导大家继续慢慢往前走。走在前面的体验者接连“哎呦”一声，“什么东西挡在盲道上？”他们凭着自己在日常生活里的所见所闻，有的猜是垃圾桶，有的猜是电线杆。他们摸了摸才知道，是辆自行车。

    “盲道被占用的现象很常见，这对视障者朋友们来讲是很危险的。”杨欣才向大家解释。

    盲道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四周嘈杂的车流声，串成一道道铁丝网封锁着杨欣才和体验者们的道路。

    杨欣才介绍说，盲人们会就危险程度给去过的地方打分。一间错综复杂、视障者怎么绕也绕不出来的咖啡屋，危险度可以打100分。“十字路口可以打200分。”这里是杨欣才这些视障者最害怕的地方。

    就在他每天去上班的路上，要必经一个大十字路口。过这个路口，需要走过人行道，穿过一片绿化带，再走过一片三角形地带。

    “这个问题对于平常人不算什么，可对于一个用耳朵来辨别方向的人来说，困难就格外大。”特别是上面高架桥上不时有轻轨轰隆隆地路过，夏天知了歇斯底里地叫声，“这些都会成为视障者的负担”。

    “现实中路口的红绿灯，本该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路口一样装有提示音的，”杨欣才提醒体验者们注意听红绿灯发出或高频或低频的“嘟嘟”声。“很多城市路口没有装，有的路口装了提示音但没打开。”杨欣才曾询问过交警为什么不开，得到的回复是：“现在又不是残奥会！”

    按着提示音的指示，还有仔细辨别车流声的速度与位置，杨欣才带着大家“安全”通过马路。他们来到一家超市，黑暗里，体验者们用手感觉超市里的物品。“这些都是非卖品，大家待会可以到下一家咖啡馆买杯咖啡。”杨欣才在旁边提醒道。

    杨欣才说的咖啡馆，是“黑暗中对话”体验馆的最后一站。体验者们摸出口袋里的零钱，向黑暗中的售货员点了杯咖啡。这些售货员是体验馆里其他的导赏员，他们教给黑暗中的人们，如何递钱币，如何接拿杯子，如何拍桌子发出声响示意，如何判断咖啡有没有倒满。

    费力却顺利地买到咖啡，一行人轻敲着拐棍摸到咖啡馆里的座位坐了下来。黑暗里，想起柔美的曲子，没有乐队指挥花里胡哨的手势，没有钢琴家华丽夸张的指法，只有旋律。

    有人开始好奇杨欣才到底长什么样子。“微胖，娃娃脸，蒜头鼻子，肉乎乎的，像个富二代的形象，”他还特别强调，“我的下嘴唇比较厚。”

    边喝热咖啡，杨欣才边对体验者们说：“相比社会上很多人对视障者的不理解，你们刚才买咖啡遇到的沟通障碍，算不得什么。”

    “社会上对盲人的歧视，大多是源自不理解。”在上海，他拄着拐杖走在路上，好多次被人往手里塞钱；租房子时屡屡因为自己是个盲人而多次被拒。一次走在地铁上，有妈妈指着杨欣才告诉身边的女儿：“你看到了没，等下他会拉开书包的口袋卖唱。叔叔是拿着手杖的，这就是他们的标志。”

    而另一方面，像电影《听风者》、《盲探》又把盲人描述得无所不能。在杨欣才看来，社会对盲人的认识往往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觉得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也就什么都做不了，是弱者；一种又觉得他们是“神”，极其敏锐，完全不需要帮助。”

    “就像电影《听风者》里讲的那样，实在太玄了。”杨欣才只想做个普通人，和健视者平等的普通人。他说：“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世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凭什么把我们当成弱势群体？”

    和社会既有的偏见做抗争，争求社会对盲人的关注和理解，是杨欣才辞去之前的工作加入“黑暗中对话”的最主要原因。这份工作对他来讲，意味着每天要出门走盲道、过十字路口、转乘两趟地铁、不断的上楼梯下楼梯，以及一份相对微薄的工资。

    杨欣才不愿意再过以前那种几乎每天待在按摩房里，“睡觉-吃饭-按摩”三点一线的日子。数年前，他选择了从按摩房里走出来，来到了“黑暗中对话”。“杨欣才是我们所有盲人培训师里面学历最低的，其他人大多都有本科以上学历。”“黑暗中对话”首席运营官张洁告诉记者，“但他各方面能力都很出众。”

    来到“黑暗中对话”，杨欣才有自己的想法。 “简单来讲，就是要实现‘共融’。”杨欣才用这两个字来概括自己的理想。当初因为“期待无障碍生活带来的方便”而来到上海的杨欣才，并没有因上海的无障碍而失望，“比起二三线城市，这里的设施已是很完善的了”。

    但是，他还是看到盲人，包括自己，遭到种种歧视和误解。他说要改变这种现状，“自己努力，自己争取，而不是批判和埋怨，”杨欣才说，“我希望人们既不要仰视我，也不要俯视我。”

    从杨欣才在黑暗的咖啡馆里与体验者们聊着自己的经历和理想。一个年轻男子突然笑着插了一句：“他们只是看不见而已，我脑子还不好使呢！”一个人的笑声，变成一群人的大笑。

    走出体验馆，重新收获光明，大家才看到杨欣才穿着一件黑色T恤衫，“比想象中帅多了”。T恤衫上印着六个字：黑暗中我看见。黑、暗、我三个字都少了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