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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制药公司的高级大区经理，一个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70后陈志俊和80后蒋鹏翔这两个生活相去甚远的人在豆瓣网上一拍即合，成为一对“合伙人”。
以水月图案为徽标，以传古楼为名，这就是他们共同合作创办的出版品牌。打开其网站的页面，均显示繁体字，“传布古籍为己任”被标注在传古楼的字样下，其中“古籍”二字专门用了绿色字体突出。
这家创办于2011年、以古籍的影印和出版为主要业务的出版团队，至今只出版过两部古籍：《四书章句集注》和《阮刻毛诗注疏》。最近备受关注的，配有丰子恺作品《孔乙己》藏书票的新版鲁迅《呐喊》图注本，则是他们与出版社的合作项目。
私人出版机构并不少见，但像陈志俊和蒋鹏翔一样，把影印古籍作为核心工作的，还是首例。两个出版业的门外汉何故做起出版古籍的“副业”？这还得从豆瓣网上的一个帖子说起。
“凑200人自印古籍”
“目前影印古籍大都是四拼一，而且价格奇贵，装帧也不令人满意。常用古籍没有好的影印本行世。目前有不少同好利用电子版进行打印。”2011年鉴于以上原因，尚是博士在读的蒋鹏翔，发了“凑200人自印古籍”的帖子。
“单面影印阮刻注疏，是鄙人夙愿，数年前就为此事在豆瓣上大肆闹过。”在蒋鹏翔的一篇《阮刻毛诗注疏小记》中，他用一句话概括此事。
自然，结果无疾而终，只凑到40本左右，距离200本的起印量远远不够。尽管最后“组团”自印古籍一事无果，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帖子，让陈志俊关注到此事。他主动找到蒋鹏翔，二人一拍即合，“既然专业机构都出不了理想中的书，那么就自己干吧。”
二人分工合作，陈志俊的商业眼光比较敏锐，市场判断较好，靠着医药销售的工作所得，他负责提供资金。蒋鹏翔则因博士论文是做古籍影印出版的研究，当时几乎跑遍全国主要图书馆，对中国古籍的收藏情况有大致了解。于是，定选题、找底本的任务就落在蒋鹏翔头上。
中国的经典古籍数量很多，选哪个做传古楼的排头兵？“经过前期讨论后，他们决定先以清吴志忠刊《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试印百部，看看业界反响如何。”蒋鹏翔介绍说：“之所以选择此本，一来印刷不比打印，必须尽量选择大众需要之书，尤其是第一次试运作，《四书集注》是传统文化爱好者人手一本的基础典籍，印此书受众范围不成问题；二来此书在大陆常见者只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中的点校本，影印本在市面上几乎绝迹，清吴志忠刊本作为中华点校本的底本，其文本质量也值得信赖。”
对于没有出版经验的二人来说，这样的试水相对安全。该书出版之后，市场反应不错，不仅首印的1300册售罄，浙江大学出版社还重印了一次，他们更有信心做大部头的古籍了。
据陈志俊介绍，他们第一步的目标是要把四库最经典的部分进行影印，目前是经部阶段，接下来会是史部、子部、集部，他们要“把最经典的部分先完成”。目前，他们还在策划一本收录清代与民国时期课本书影的图书。
尽管陈志俊与蒋鹏翔的出版计划不少，但在纸质阅读式微的当下，有人担心，他们会不会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传达古书整体面貌
“那是在1988年。”1980年出生的王星对这一时间记得很清楚，当时年仅8岁的他与伙伴调皮地爬上表弟家的阁楼，却发现整整一麻袋的中小学课本，都是表弟的爷爷在民国时期用过的。
“印象很深的是一本尺牍课本，里面有图片，内容是教人写信。”被这些课本吸引的王星第一次对古籍产生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高中之后，他买了大量的1949年前出版的、与语文相关的课本。
“在2003年之前大家都不关注，把它当做‘垃圾’。从有课本以来，中国的藏书家是不收藏课本的，正规图书馆也不收课本，弄得课本不受重视，没人关注，10元、20元就可以买一摞。”如今，王星的家里收藏的语文课本有2000多册，800多种。这也促使他研究起这些读本的历史。
而豆瓣书友云生，则是因为一次课堂讨论而对古文献产生兴趣。
“当时老师讲了之战，大概是说，晋国和齐国打仗，晋国的主帅卻克在决战时被箭射中了，不过还是挺着，对他战车上的驾驶员解张说自己快要不行了。解张说，这有啥，‘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我还被箭射了呢，还是照样帮你赶车。于是老师让我们讨论什么叫‘矢贯余手及肘’，是把整个小臂射穿到肘关节了，还是把手掌加小臂射穿了？”云生记得有许多同学特别来劲儿地进行探讨，让云生觉得那更像是个看片会，文言文一下生动起来。后来这些热衷于探讨的同学在大三分班时，毫无疑问地选择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其中也包括云生。
他们都是传古楼的读者，尽管他们自己对古籍颇有兴趣，但也直言：“现在真正能够读它的人不多，所以更为蒋鹏翔他们做的这件事捏把汗。”
究其受众范围小的原因，王星表示，阅读障碍是重要原因：“首先是大家对一些繁体字、生僻字、异体字不认识。二是断句，古籍中没有断句，而如今许多简体版的四书五经，都断好句，读者宁可关注它，也不看原版。”
陈志俊坦言：“新文化运动前，我们看的都是文言文，经过不到100年的时间，如今我们看古文似乎像是看外语。”
陈志俊与蒋鹏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读者相对小众，更别提以此盈利，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愿意“尽可能传达古书当时的整体面貌”。
在云生看来，他们的做法甚至有可能改变大家的阅读行为，“虽然目前只是撕开了一个小口子”。
阅读古籍不落伍
“我们没有盈利，大家基本都是维持正常的工作，用业余时间来做古籍出版。”陈志俊介绍说，目前，传古楼合作过的出版社有两家，但没有哪个能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所以每次，他们都要认真考虑其性价比、影响力、书号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用陈志俊的话说，传古楼尚处在漂泊阶段，还在摸索。
传古楼的现状是古籍出版受冷而导致的吗？其实不然，事实上，古籍出版如今仍很兴旺，在蒋鹏翔看来，这源于国家的支持，以及国学热潮的出现。
“现在的古籍出版是两头热，一头是所谓的文物性善本的影印，大家对其趋之若鹜，另外一拨人在做经典古籍的整理，出版排印本、标点本、有注释的版本。”蒋鹏翔认为，大家恰恰忽略了清刻本。“这是中国古籍很重要的阶段，当时的古籍整理、校勘、注释达到学术史的高峰，但却因其年代较近，流传量大，往往被双方都忽视。重视文物性善本的往往看宋元刻本，大众读者倾向于看现代人出的，带有注释的版本。”
陈志俊与蒋鹏翔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矫正当下出版界过于注重文物性善本影印与现代翻译整理工作的现象。“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做些印得清楚的古籍，并不强调其文物价值的高低，而是重视底本在学术史的地位及其学术研究意义。让大家体会并愿意接触现在算比较小众的读物。”
“正统教育中只告诉我们古代有四书五经，一部分人会问，四书五经究竟是什么样，更多人并不关心其内容，只知道宋代有一个本子，很珍贵，要保护好，做副本。”在王星看来，如要推广古籍阅读，得从教育入手。
但现状是，“我们所见的古籍，只是支离破碎的引文。用读帖子的眼光来阅读古籍，所获得的和写作者要传达的，相去太大，甚至有人以看零敲碎打的段子为博学的象征。”云生对此颇有感触。
云生希望有机会能进入高校任教，到时，她一定会鼓励学生阅读古籍，因为“大家不能只能读‘硬邦邦’的排印本，光会读横排简体硬体字，阅读就太狭窄了”。
陈志俊与蒋鹏翔的想法亦复如是。尽管目前经营状况并不算好，但他们很有信心，并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好书，是经典。
好在他们还有一批拥趸，云生说：“我不觉得阅读古籍是个很落伍或者投入低于产出的事，但无论如何读者都得先去读，而更多影印本的出现，可能就是那根指向月亮的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