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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激励了一代中国人。1964年，涉及70多个单位，3700多人，包括30多首歌曲、9部大型舞蹈、18部歌舞表演、18段朗诵的《东方红》，在一个半月时间内完成了从动议到上演的全过程。近半个世纪后，大学教师黄卫星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走访了16位《东方红》的亲历者，出版了《史诗〈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一书。当时的年轻人都老了，梦想照进现实，《东方红》的印迹依然挥之不去。
亲历者的口述：乔羽、王昆、才旦卓玛……
或许是时间久远，或许是选择性遗忘，即使是黄卫星，真正全面接触《东方红》，也是在着手研究它之后。采访录中的人物，有诗人贺敬之，词作家乔羽，作曲家周巍峙，歌唱家王昆、才旦卓玛，舞蹈家欧米加参……老艺术家说起《东方红》，眼神都为之一亮。
文艺界人称“乔老爷”的乔羽已经85岁高龄，当时主管《东方红》的文学创作部分。乔羽回忆，他们这些创作者没有因为《东方红》领一分钱薪水，也没有谁因此而升官发财，反而到了“文革”，他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在“牛棚”里度过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乔羽说：“《东方红》之后，就再没有这么好的大型集体创作了。1984年，我也负责了《中国革命之歌》，但是效果和反响就没那么好……最震撼、最纯真的东西都在《东方红》里面。”
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出生于1937年，在《东方红》中演唱了《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有一次上台演出，停电了，不知情的才旦卓玛还是敞开喉咙唱，唱完后，观众拼命鼓掌。回到后台，演唱《松花江上》的李光曦拍了她一掌：“哎哟，麦克风没有电，你的声音还那么大！”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让已经声名鹊起的才旦卓玛回西藏，“你要好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于是，她放弃“留京”，又回到了故乡。
特定时代的产物
《东方红》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集体署名，乔羽说：“当时一切以作品为主。大家都很豁达，没什么心结，更没什么包袱，只要最后能出好作品就行。本来嘛，连稿费都没有，大家聚在一起搞创作，更别提署名了。”
《东方红》第三场“万水千山”的执行编导孟兆祥，在采访时说到兴起处，唱起了经典歌曲“风在吼，马在叫……”，还现场摆了一个潇洒的舞蹈姿势，神采奕奕不减当年。孟兆祥拿出3张《东方红》的密纹唱片，这是当年创作者和演出者唯一的物质回报。
编导组成员之一邢德辉说：“那时社会比较单纯，人们思想很淳朴，想着自然灾害总算过去了，国家蒸蒸日上。《东方红》的舞蹈场面和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那是属于历史的。创作者和艺术家们，再也不能有过去那种状态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曾是《东方红》大学生合唱团的一员。五六百人的合唱队成员，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高校，天天吃住在一起，训练了一个多月就登台演出。“我们这些人当时太投入了，才旦卓玛一唱就掉眼泪，都是发自内心的。”郑保卫说。
《东方红》之外
《东方红》被誉为“音乐舞蹈史诗”，能冠以“史诗”之名的，至今后无来者。《东方红》的总指挥之一周巍峙对如今的艺术界有些不满：“有一篇文章批评演员‘请天上飞的下来看看’。只要节目表演完，演员拿了钱就马上坐飞机走了，有时候配音都没配好，他也不管。”
郑保卫说：“我们这些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些忽略文化。其实人们的衣食住行基本问题解决后，就需要文化的滋养。”
周巍峙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当年周总理从7月31日拍板到9月15日彩排，哪些人参与指挥，哪些人参与演出，哪些程序如何安排，老人都能娓娓道来。语速虽然慢，却有很多话要说，因为高血压，连续说久了就憋得满脸通红。临走时，老人坚持把黄卫星送到门口。
书中写道：“有一种美和情怀不是为了利益而存在，那是为了听拍岸的大河浪花、闻两岸稻花香薰、看海上点点白帆，是即便经历波折，依然能够夜奔八千里路、披着云和月为祖国奉献的纯真与激情。”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