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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有一幢“蓝屋”为人熟知，它是曾经的南洋富商张弼士的故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保护修缮最好的古建筑之一。然而慕名而来的游客要想睹其真容，还得凭“运气”。
“蓝屋”设立3个固定开放时间，每次游览时间１小时左右，且必须由讲解员带领参观，不许独自游览。工作人员称，此法旨在保护这幢历史遗存，怕游客自由参观会破坏屋中陈设。按说，此举不失为有效的保护手段，但其实另有原因。
据报道，张弼士1961年过世后，其子女对“蓝屋”疏于照管。1989年，槟城一群古迹保护人士买下这栋破旧的古屋，对其全面整修。如今的“蓝屋”除了可供参观外，竟也开放客房供游客住宿。“蓝屋”为留宿客人提供一个附加服务，即可以在故居里随意参观而不需要预约和排队。工作人员称如此限定游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不打扰住客休息。
限定游览者而不限定住客，真是为了保护？其实，这类“心口不一”的“保护”十分常见，愈来愈多的名人故居变作旅馆、餐馆、会馆，限定游客参观，甚至若不消费不准入内。
民国政治家王九龄的故居坐落在云南昆明的翠湖边上，早在2002年5月就被昆明市政府命名并公布为第一批“昆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筑”。但这里现已改做餐馆，要想感受这幢古老建筑，你的身份得是顾客而不是游客。
这并非特例，光是在王九龄故居周围就有不少故居“同病相怜”，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曾居住过的北门书屋，已经变成饭馆；抗日爱国将领卢汉曾经的公馆成了茶馆……钞票替代门票，游客变成顾客，本该为公众共享的文化资源，成为部分人牟利的场所。
一些对名人故居保护较为得当的国家是如何做的呢？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1913年就出台文化遗产保护法，设立专门机构对纪念性建筑进行分类管理，并对所有纪念性建筑登记造册。1943年，法国再次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纪念性建筑四周500米范围内区域被划定为保护区域，任何人未经授权，不得更改原建筑风格。
英国有名人故居保护专门机构——蓝牌委员会，已经运作了近140年。名人故居只有经过长达2~5年的严格审定合格后，才会被授予一个蓝色的牌子，受到法律保护，不得拆除。从1867年迄今，蓝牌委员会已为900多位名人故居挂牌，作家老舍在英国期间居住过的房子也位列其中。
我国尚未出台针对“名人故居”的专项法律法规，因此，对“名人”标准界定、“名人故居”选定等都不明确，导致许多名人故居产权混乱、风貌损毁严重。相比北京的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重庆的蒋介石行营被“保护性拆除”、南京市文保单位张治中公馆在被拆除后重建成商品房等故居的命运，如今尚能留有全貌的，已属幸运。只是名人故居转换身份后，不知还有几个来客是真正想了解名人掌故的有心人，而在后面数钞票的，大概也不是真正有意保护古迹的人。
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的名人故居，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一边是每天有无数推土机在铲平这些历史遗存，一边是一些地方以这些带着记忆的老房子为卖点。名人故居能得到妥善保护并对公众正常开放的，并不常见。对名人故居进行适当开发和宣传，固然有益于其被更多人所知，但如果任由发展，重收益而不重保护，这些城市的文化坐标就可能消失。而比故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更危险的是，我们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将无迹可寻。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