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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盆大雨中，一只粉嫩的树蛙“聪明”地扛起一片绿叶躲雨。不久前，印度尼西亚摄影师拍下的一组照片在微博上走红。有网友配以文字说明：“小树蛙在‘雨伞’的庇护下岿然不动。在没有你的雨里，我等待雨停。”还有人惊呼这是“史上智商最高的青蛙”，“估计是王子变的，姑娘们快去吻他”。
不过，这幅打动人心的图片，却让自然摄影师徐健很愤怒。他解释说，这一幕很可能是摆拍。这种做法将给树蛙带来生命危险，它的皮肤被人手触摸后，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
“自然摄影师必须懂生物学，否则很可能伤害野生动物。”徐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08年，这位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的毕业生，创办了非官方机构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希望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和展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5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30个地区，开展过40多次野外调查，拍摄图片几十万张，记录野生生物近6500种。
与普通自然摄影不同，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每张照片都有GPS坐标记录，拍摄同时还进行物种鉴别、动物的行为分析等。“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态照片，不仅客观真实、生动鲜活，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科学信息。”徐健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通过影像的魅力，让公众了解我国的生态现状，促进自然保护
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徐健与蛇同眠；在青海三江源，他追寻雪豹的踪迹；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他扛着摄影机，趟过齐腰深的河水，随手扔掉粘在腿上的水蛭。
有时候，徐健会用食物做诱饵，不过是在不伤害动物的前提下。他回忆，一只松鼠飞快地抓起他放在石头上的核桃，扭身窜上树，两只前爪利落地剥开绿色的果皮，一块一块丢下来，砸在他的头上。
“我觉得它是故意的。”他爽朗地大笑。就这样，一只喜马拉雅东麓特有的珀氏长吻松鼠进入了镜头。
负责拍摄鸟类的郭亮则扛着超长焦镜头，在草稞子里一蹲就是半天。鸟类都很警醒，十次里有九次，老郭一端相机，鸟儿就吓飞了。据徐健介绍，老郭能通过鸟的大小、颜色、羽毛、飞行姿态，迅速判断鸟的种类，还能模仿许多鸟的叫声。
这支队伍的摄影师大多是生物学专业出身，包括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的郭亮、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王剑、陈尽、计云等。顶着北京师范大学植物学硕士研究生头衔的摄影师王辰，甚至出版过几本学术专著，“可以直接和专家对话”。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王昊表示，中国很需要这种具有专业背景的摄影团队。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慨，对于生物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资料是实物标本，然而有些生物标本严重稀缺，看不到实物的研究者，只能通过文字描述进行研究。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正在填补这部分科研空缺，甚至“记录了生物活着的样子”。
在梅里雪山，徐健邂逅了1500余只越冬的大紫胸鹦鹉。那是2009年，他与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启动了梅里雪山拍摄项目。梅里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主要景观之一，海拔6740米的主峰卡瓦格博峰覆盖着万年冰川。
然而，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条件恶劣，人们对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了解极为有限。虽然早在上世纪末，云南大学就对梅里雪山的植被进行了连续3年的系统调查，但对该地区的野生动物生态研究，至今仍是空白。
因此，当鹦鹉群铺天盖地从峡谷上方飞过，翠绿的羽毛在阳光下流光溢彩，徐健用最快的速度按下快门。大紫胸鹦鹉是我国体型最大的鹦鹉，长约45厘米，拥有紫色的胸脯和翠绿的身体，颈上一抹黑色的羽毛就像礼服上的领结，雄鸟红色的鸟喙格外显眼。这次记录是近30年来，鸟类学界在中国野外记录过的最大的大紫胸鹦鹉种群。
最终，他们和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出版了《梅里雪山自然观察手册》，记录了三江源地区植物、昆虫、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总计413种。
徐健希望，通过影像的魅力，让公众了解我国的生态现状，促进自然保护。
自然摄影师必须懂生物学，否则很可能伤害了野生动物
以前一支科考队几乎都由科学家组成，摄影师往往只有一位。但徐健组织的调查队，成员都是有生物学专业背景的摄影师。每次进入自然保护区，他们一边拍摄记录，一边进行物种鉴定等工作。项目结束后，他们一方面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生物多样性图片和视频，一方面还会提交一份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报告。
据著名自然摄影师奚志农介绍，自然摄影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整个行业从投入到产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但时至今日，自然摄影的高成本，让国内的刊物很难养得起全职自然摄影师。
2008年，徐健看到美国《国家地理》的一篇报道，整个故事由4名摄影师和一名专业生态作家联合完成。他羡慕西方摄影师“各有分工、有趣又高效”的工作模式，同时也意识到，这或许是适合我国职业摄影师生存发展的可行之路。
“徐健所做的事情正是为了在国内建立起自然摄影行业规则。”奚志农把徐健称为“理论家”。
行业规则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前往西藏拍摄高山兀鹫，因为怕招来偷吃鸟蛋的乌鸦，和鸟巢保持很远的距离，以免惊飞拍摄对象，导致鸟蛋“无鸟看管”。
他们专业的背景，不但能避免伤害野生动物，还能避免漏拍重要的物种。
2010年在丽江，摄影师彭建生的相机捕捉到一种画眉鸟。他迅速认出，这是中国西南特有的易危品种白点鹛，而他们当时正在进行影像调查的区域，之前从未记录过白点鹛分布。
“这就是一次新的分布记录，”徐健总结，“如果对自然、生物不了解，拍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用郭亮的话说，了解自然是自然摄影师必须掌握的技能。凭着对野生动物习性的了解，郭亮能够更有效率地找到动物的踪迹。他为了拍摄白头叶猴，在山洼的水塘边潜伏多日，才等到这些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
事实上，大多数野生动物的照片，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蹲守才能得到。摄影师们必须躲在小帐篷里，一守就是半天，尽量保持不动，更不敢大声说话，随时要注意周围。野生动物往往“一晃就过去了”，大家回到城市后，对快速掠过的物体都特别敏感，“要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
最长的一次，他们等待了80天，这才捕捉到一只白腹锦鸡的身影。这种锦鸡被誉为“全世界最漂亮的观赏雉”，属地意识很强，每次出现都稍纵即逝。在一个清晨，一只雄性白腹锦鸡从雾霭笼罩的林荫中走出。对这些连续数十天出现的人类，它终于降低了警惕性，还围着摄影师藏身的帐篷绕了几圈。
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2010年秋天，徐健在雅鲁藏布大峡谷中拍摄大蜜蜂的巢时，突然飞来一只小鸟，直接落到了蜂巢里，让大伙儿十分惊讶，立刻用相机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后来，大伙儿围着照片仔细鉴定，才知道那是一种名为黄腰响蜜鴷的罕见物种，是国内首次在野外拍摄到这种鸟。
次年夏天，他们再次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专程去拍黄腰响蜜鴷。但因为忽略了大蜜蜂秋夏两季活跃度不同的问题，一大群蜜蜂倾巢而出，追得他们抱头乱窜。
蜂巢“有半面墙那么大”，这位自然摄影师挥手大力比划着。最后，徐健跑出去1公里远，头上被蛰出上百包，被送到百余公里外的医院，连吊了十几瓶水。
相比之下，猛兽并不让摄影师们惧怕。徐健回忆，他在四川石渠，近距离看到一只西藏棕熊，它远远看到他们，扭头就走，走两步，还回头看一眼，“确认我们有没有追上去，或对它有什么威胁”。
“它爸爸是被人打死的，妈妈是被人打死的，外公是被人打死的，它碰到人，能不跑吗？我们只能找到它们活动的痕迹。”徐健遗憾地表示，在野外，许多动物几公里之外就能闻到人的气味，“它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尽快离开”。
徐健希望通过影像的力量改变这一现状。他举例，大部分人能认出长颈鹿、非洲狮等外国的特有物种，对中国的一级保护生物却多半叫不上名字，说着，他摆出几张照片让记者辨认。
“藏牦牛、藏野驴、滇金丝猴。”当听到牦牛、驴、金丝猴这种回答时，他无奈的指正，“太多人连这些动物准确的名字都不知道，又谈什么保护？”
他常常以奚志农保护滇金丝猴为例。1995年，这位第一个拍摄到野外滇金丝猴的摄影师，得知一片滇金丝猴的栖息地要砍伐200平方公里的森林。他写信给有关部门，阻止了这一举动，国际上将这件事评价为“中国环境运动的觉醒”。
徐健希望，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工作也能够“推动保护生态”。5年来，他们在贵州发现极危物种务川臭蛙的新分布区，在梅里雪山记录丽纹攀蜥新亚种，在老君山拍下了中国特有物种白点鹛，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发现墨脱缺翅虫的新栖息地，在阿里发现西藏鸟类新记录。
对于生态保护，徐健一度也灰心过。他曾在梅里雪山脚下，为一片特别浓密的小丛林拍了张照片。林子毗邻雨崩村，那是个只有18户人家的小村子，家家户户都开办了家庭旅馆，每年有5万左右的徒步客来到这里。
隔了一年再去雨崩村时，徐健看到林子已经砍光了。他翻出两张对比的照片，指着第二张上两棵老树的残骸，一脸痛心地说：“这棵树300年，这棵200年，轻易地都被他们变成房子和燃料了。”
“但做总比不做强。”他提起了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以研究和保护黑猩猩著名的珍妮·古道尔曾说过的话，“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张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