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凭着钓鱼的耐性看书

    书店是传承文化的精神高地，是承载文明的有效实体，是提升素质的神圣殿堂。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老家贵州兴义的书店不是开放式的，书籍也远没有现在丰富。那时候，玻璃柜台里面是服务员，外面是顾客。后者看中了哪本，就让服务员拿来……不像现在的书店，读者可像逛超市一样，随意取书翻看。

    那个年代，我最期盼的是得到《三国演义》小人书。它一共40多本，图文并茂，形式倒像今天的电视连续剧，读来让人过瘾。但那家书店却每次只进货一两本，要凑齐它们还真不容易。就这样，我凭着钓鱼的耐性，集齐了这套《三国演义》小人书。从它开始，我知道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历史的风云铺陈在一本本小人书里，我头脑中聚合了三国群英谱——运筹帷幄的主帅、个性鲜明的将军、气势恢宏的战争场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知不觉中，我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后，我喜欢上了《水浒传》、《说岳全传》、《三侠五义》。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深深地熏染着我。书籍为我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口，我与书店结下不解之缘。

    我现在居住的成都，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不想走自然有不想走的理由——这里除了具有“西南地区经济引擎”的优势外，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引人入胜。如，战国蜀守李冰父子在当年没有水泥、没有炸药的情况下，以高超的智慧采取“深淘滩、低作堰”的办法，修建了都江堰；诸葛亮出师前慷慨陈词，其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情至今言犹在耳；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栖身，写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等经典名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等川籍作家星光璀灿；流沙河、魏明伦、周克芹、阿来等当代川籍作家也各领风骚，与蓉城有不解之缘。在成都周边，司马相如、李白、陈子昂、苏东坡等诗人才子，风流倜傥，学富五车，更为成都文化史着墨添彩。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浸染下，成都人骨子里也多了文化基因。书店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遍布了成都的各个角落。

    小的书店就不说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则有西南书城、经典书城、布克书店、新知书店等。这些书店就像一座座精神的庙宇，引领着人们去朝拜，去景仰。

    然而，近年来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曾经风风火火的书店，不是倒闭就是转行，让人不胜唏嘘。如，五丁桥附近有一家经典书城，刚开张时有三层楼，一层有工具书、音像制品，二层有少儿图书、专业书及教辅，三层有诗集、散文随笔集、小说集等文艺书籍。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我下楼时发现电梯罢工了，原来书城为了节缩成本而关闭了电梯。过了一段时间，书城“瘦身”，由三层缩减为两层，再后来变成一层，最后关门大吉。我怅然若失，不是滋味。

    后来我在天府广场发现了一家叫时间简史的书店，店面虽然不大，但很有特色。书店为本土作家设立了专柜，还卖线装本。并专辟一角供顾客读书之用。只要花上十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一边喝茶或咖啡一边读书。我又成了常客。可不久这家书店竟也倒闭了——这是怎么了？！

    细细分析，原因是多样的。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巨大，可以说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常常处于一种奔跑的状态，逛书店更成了一种奢侈。此时，网购图书应运而生，鼠标一点，书籍就可送至家里，省时、省事又省钱。此外，电子阅读也成了人们的热衷形式之一。一本电子书在手，就拥有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可以下载成千上万种图书，省去了纸质图书不便携带、占用空间较大的麻烦。再者，手机阅读器更家便捷。上班族在公交上、地铁里，手机一拿就可以阅读，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此，书店的读者被大大地分流了。

    我也试着网购了几次，朋友也送过我电子书。确实方便。但我却总觉得少了一点感觉。或者少了那一股油墨清香的味道、那一种深邃内敛的气质？那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自从我认识字起就伴我左右，深入骨髓，挥之不去。

    当然，我也认为，传统书店的萎缩或许就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传统书店也亟须优化经营理念，淘汰价格虚高、只重包装不重品质的书籍。毕竟，经过风浪涤荡能够坚守下来，方才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书店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