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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暮春时节，我们的客人、意大利导演、共产党员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先生一行7人，带着超八毫米摄影机，经时任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来到中国。在中方的安排下，摄制组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与林县（今河南林州）等地，拍摄了长达3万多米的电影胶片，最后剪辑成为一部长达3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国》。
摄制组离开中国，返回意大利首都罗马后不久，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安东尼奥尼称：“这不是一次政治性的访问，不涉及政治”，“这不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而是关于中国人的影片”。他强调说，自己是带着友好的感情来拍这片子的。
1972年东方行，令年届花甲的安东尼奥尼感慨万端，并对未来世界充满悲观之情：“我在未污染的水中潜游了一番。如今，我又回到了西方已遭污染的地方。我担心，更大的可能是中国将会被污染，而不是我们被净化。”
来华前夕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他便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定调，“此行不带脚本”，期望能够拍摄出一部“带有各种缺陷的安东尼奥尼式的中国”——自己是来“寻找形象”，而不是“寻找判断”的。影片《中国》剪辑完成后，美国广播公司（ABC）即以25万美元重金购得首播权，并在美公开放映。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年底，影片被评为在美上映的“十部最佳纪录片之一”。
客人离开后的种种表现，以及那部在西方广为传播的影片信息，都已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当初热情接待他们的主人视野当中。而此时的中国大地上，自1974年年初开始的半年时间内，“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因林彪事件增添了新的内容——“批林批孔”。在这一年的1月下旬，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反复辟”、“联系现实”成为新的热词。迟群——这一“文革”红人首先对《中国》影片及其邀请者发难：“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间谍”与“汉奸”，这两个杀伤力巨大的汉语词组，都足以让闻者胆寒。
1月30日，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远道而来的意大利摄制组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刊发《恶毒的用心，卑鄙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一文，随后的两三个月时间内，摄制组所到之处以群众的名义所发的批判文章，一波接着一波，声浪渐次高涨。通过这些显然是统一组织，统一定调，各有分工配合，全面揭露摄制组行为、手段及导演安东尼奥尼本人“险恶用心”——各地心明眼亮“革命群众”的批判文章，绝大多数不明就里的人倒是勾勒出了《中国》摄制组所到之地，包括街道、车间、茶馆，甚至养猪场、集市，这样一些细节来。
所有的批判都围绕着“用心”与“手法”这两个关键词做文章，并且在做出事实判断之前，价值原则已经确立——除了恶毒，就是卑鄙。
文章出笼后不久，也就是2月10日，江青来到病中的郭沫若家呆了三个多小时，并以批判安东尼奥尼之名，攻击周恩来。当晚，郭沫若即被送往医院。之前，郭沫若曾被指责像林彪一样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一些不相干的人与事因《中国》而被串了起来。
彼时，年轻的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女士，通过观看影片及中方翻译出来的英文版批判文章，与收集到的相关报道，敏锐地观察到，在中国的学校、工厂、军队和公社被动员起来参加“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会议的千千万万群众，并没有看过《中国》这部影片，就像在1974年上半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参加者不一定要读孔子的作品一样。
喧嚣之后归于沉寂。这段历史于1979年2月19日再次进入人们视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先前外交部《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1980年年初，中国文化部长向“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安东尼奥尼表达了歉意。这一年的4月中下旬，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华，“文革”期间中断的两党关系恢复。至1990年代初期，中共党史专家更是对此作出结论，认定当年以高、大、全，假、大、空标准苛求外国人的做法，在国内外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初到中国时，对中方接待人员说：“我是一个西方人，是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1974年春天，在得知中国方面指责其拍摄反华影片，沦为“反华小丑”，并对其展开大规模批判后，他申辩道：“凭良心，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但他悲伤地承认，自己成了这个国家“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的适时的工具”。在苏珊·桑塔格的表述中，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模范的意识形态敌人”。
晋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