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静候大修

    编者按 本报自9月18日开始推出“推进院士制度改革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读者期待院士制度改革。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事实上，早在2012年的院士大会上，院士制度改革就已提上议事日程，四个改革方向为：一是保持院士称号的学术性和荣誉性，不与物质利益挂钩；二是坚持院士增选工作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三是明确推荐人的权利和责任；四是为院士团体实现其功能定位，实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提供制度保障。

    当前，社会对院士群体期望很高，也对院士制度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本文通过对当前院士制度中热点问题的梳理，以期为院士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新的观察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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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荣誉不等于终身工作

    今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他们不肯放，即使我到80岁了”。

    沈国舫还是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顾问，今年他也表达了请辞的意思，结果对方硬拉着不放，理由是这个岗位既要中文行，又要外文行，还要知识面广。“他们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替”。

    院士到底有没有退休机制？在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沈国舫看来，没有。“没有文件规定说，院士何时办理退休手续。也没有一个单位说希望你退休，都希望你留下”。

    搜索相关资料，确实找不出院士退休的规定。在同济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教职工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中，教授最多也就能延长到70周岁，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却单列入“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所谓国家的有关规定，事实上没有规定。

    在沈国舫眼中，真正实现了退休的只有一位院士——秦伯益。秦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目前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2004年，他给组织上写信，坚决退休，获得中央军委特批。

    秦伯益认为，院士不该是终生不退休的特殊公民。 

    “终身荣誉不等于终身工作。”秦伯益说，院士只是一个称号，是对过去工作成绩的认可，是荣誉性的，不是一个职务。“荣誉可以是终身的，但他在所在单位的职务不是终身的。现在院士所在单位包括有些院士都认为，我这个终身的荣誉，就代表着我一辈子不退休，这是误解”。

    秦伯益对已故两院院士王选特别推崇，也认同王选在北大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的：“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我们这些当选为院士的人，在当选之后实际上已无创新能力，也不再拥有最高学术水平。”

    在秦伯益看来，有些院士现在很难起什么学术带头作用了，还有些院士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甚至还有的糊涂了，长期住在病房里，但是他们永远不退休。这样社会影响不好。

    在他眼中，社会把院士“拔得太高”。一些省市或高校、研究院竞相用高额科研启动费、安家费、年薪等来争夺院士，装点门面。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和评审也对院士邀约不断，这是院士不退不休的“社会土壤”。

    也有些院士本人就不愿意退休。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至少有两位院士反对退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说，我看没有必要退休，很多院士退而不休，发挥潜在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还不小，“我看很好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周世宁的态度是不要一刀切：“如果院士精神很好，愿意干就让他干吧。有的没到80就老糊涂了，那就别干了。”

    秦伯益曾撰文直言“院士不是花瓶”，他清晰地看到，一方面，院士被人当花瓶，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院士乐于做花瓶。

    “当花瓶也有好处啊，既有虚荣，也有利益。”秦伯益说，一个下属医院的院长曾当面问他和几位院士：“你们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

    沈国舫也说，确实有些院士身体不行了，知识也跟不上了，“有些院士出去作报告，说不到点子上，脑子不是很灵光了。我们就要求年老的院士要自律，要有自知之明。”

    但他觉得如果退休一刀切也有问题，有些院士到了七八十岁身体还挺好的，思维也非常活跃，经验又很多，还能发挥作用。

    秦伯益也认为，科学家的退休年龄最好由科学家自己掌握。牛顿、爱因斯坦40岁以后都不做科学研究了，爱迪生和居里夫人一直做到生命最后时刻，富兰克林早年是科学家，发现雷电，发明避雷针，中年后从政。但中国科学家在长期革命文化影响下，提倡“活到老，干到老”。因此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哪里，应该追求什么生活目标，不知道大千世界中有多少值得自己去做的事。此外，还有种种利益的考虑，互相攀比，所以没有统一的退休年龄规定就很少有人想退休了。

    他说，对于院士退休的问题，工程院讨论过好多次，谈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他认为，尽管有阻力，还是应该作出规定，“不能被一些表面的荣誉、被有限的物质利益捆绑”。

    沈国舫也认为，既然规定80岁转为资深院士，就应该以80岁为限退休。

    《中国工程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有一个条款内容大致相同，即“资深院士制度”，对年满80周岁的院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资深院士除了不担任院及各学部领导职务和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及选举工作外，其他权利和义务依然照旧，并可自由参加院士会议。

    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制度。秦伯益说，看到这个决定他很高兴。

    沈国舫则认为，院士退休以后，如果哪个单位觉得还能发挥作用，可以返聘，让院士去做学术委员、顾问等，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但是目前，对于院士以多少岁为限退休、要不要搞一刀切仍有争议。据了解，此前，中国工程院曾想把资深院士的年龄设定在75岁，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

    天价招聘启事与副省级待遇

    在清华大学，除国家院士津贴外，学校发放给院士的津贴一个月是1600元。但是，随便翻看一下地方高校的价码，比如，济南大学2013年人才招聘启事，应聘对象如果是院士，那么，“年工资待遇200万元以上，安家费100万元以上，免费提供住房，配偶调入”。

    在清华，一些年过古稀的院士，仍然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如卢强院士、朱静院士等。然而，数年前，西部某省曾举行隆重的院士配车仪式，为12位院士统一配备别克轿车。

    在清华，现任校长陈吉宁因为不是院士，还一度引起外界的巨大争议。但在国内为数不少的大学，一旦当选院士，就马上成为校长的重要人选。

    在清华，一些院士表示感受不到所谓的“副省级”待遇。但在一些省份，“副省级”待遇不仅落到了实处，而且一些院士也成为了当地的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的主委等。

    院士究竟有何待遇和特权，为何会差距这么大？

    从额外收入上看，2009年之前，两院院士津贴标准才每月200元，从2009年1月1日起，调整为每人每月1000元。

    秦伯益说，这是国家给的，地方或单位还有津贴。有每月1万元的，地方越小给的越多，大的地方倒是不在乎，“我自己拿到部队给的是每月5000元”。

    这些还只是小头，正如上面的济南大学，就明确开出了年工资200万元的天价。

    难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宇（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感叹：“清华的院士，很羡慕有些地方的院士，这些地方把院士捧上了天。”

    院士变得奇货可居，源于机械的量化考核。王宇说：“近些年来，院士被炒得很热，就因为院士成了一些单位的标志。比如，我在清华大学，有五六十个院士，有的学校只有几个院士，有的学校没有，大家就认为地位不如人家，所以各个单位想办法包装院士、招揽院士，甚至搞双聘院士。”

    秦伯益也说，现在社会普遍认为，院士给本单位身价提了很多。比如，原铁道部有5个院士，铁道部就好像很神气似的。“把院士群体当做单位的实力，所以有的学校巴不得自己有个院士。”

    正因为这样，院士的待遇被推得很高，各地竞相在待遇上加码，既希望能够招揽来院士，又担心本来有的院士被更高的待遇挖了墙角。

    沈国舫认为高待遇可以理解：“有些省院士少，物以稀为贵，给好待遇这种倾向是有的。他觉得人才宝贵，希望保住他们。”

    但他说，有超高收入的院士毕竟只是少数，院士收入不均，很多院士收入并不高，可能平均一年二三十万元都达不到，“跟国企老总比，这点收入算得了什么？”

    周世宁也否认院士收入太高：“我反而觉得，中国院士待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这牵涉到对知识的评价问题。”

    何祚庥也认为院士跟物质利益挂钩无可厚非：“袁隆平贡献很大，贡献大就多拿吧，我不眼红。”

    除了明面上的收入，院士还有不少隐性收入。一是课题收入，二是评审、兼职、讲课等方面的收入。

    秦伯益说，拿课题正是很多院士热衷去干的事，一个是为自己课题捞钱，一个是让别人挂你的名申请课题，帮别人捞钱，自己再收获利益，“他组织他的学生来申请，自己当评委。现在不得了，经费弄下来几千万上亿元，利益巨大”。

    对于社会活动，秦伯益说，院士确实会有各种社会邀请，参加评审、讲座、会议什么的，“总会给你些报酬的，每一笔报酬不算多，但是你做活动多了，那又是一份工资了”。

    至于社会兼职，刊发于2012年5月《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有这样一份统计：“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

    已故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潘家铮对上述问题也有反思。他曾建议，除国家发放的院士津贴外，各单位不应再重复发院士津贴。应该把院士薪酬与院士承担科研项目的经费区分开来，后者处于严格管理之下，不成为变相收入。他也反对院士挂名兼职领取报酬甚至高报酬，认为即使不是“贪污受贿”，也不符合院士道德行为规范。

    院士还有一个备受社会诟病的是“副省级”待遇。沈国舫说，各地对院士确实是按照副省级待遇对待的，医疗、住房等标准都要提高一步。“本来不是坏事，但一跟级别一套，就不好了”。

    王宇也说，院士不是官位，也不是权力，只是一种称号，称号是荣誉性的，跟权力是两码事。“配车配房是不对的，副省级待遇没必要，应该跟行政级别脱钩，院士就是搞学问的。”

    院士推荐制度部门利益化

    一些国外科学院的院士推荐制度，不止一次地被拿出来与中国比较。

    知名学术打假人士、学术科普作家方舟子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举例，美国的院士推荐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通常由院士推荐人准备候选人的材料。在此之前，候选人几乎没有任何私下操作的空间。

    “我们也有由院士推荐的制度，但是我们还增加了部门推荐、学会推荐。比如，教育部、中国科协都可以推荐院士候选人。”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说。

    2012年12月，中国工程院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规定，候选人有院士、单位或全国性学会三种渠道进行提名。

    第一种是由院士提名候选人，每位院士至多可提名两位候选人。候选人获得不少于本学部3位院士的提名方为有效。

    第二种是单位提名，“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所属范围和地区内的设计、研究、建造、运行单位和高等院校、企业、事业单位等可按组织系统提名候选人。”

    第三种是全国性学会提名：“中国科协所属的有关全国性学会可按学术团体组织系统提名候选人。”

    陈佳洱告诉记者，如果在院士推荐制度中存在部门因素，有时可能会考虑部门利益，那么，这样的候选人可能不很符合真正的院士标准。“往往有可能部门希望显示自己的政绩，想多推荐一些，多上一些。”

    “但是，真正到召开院士大会的时候，各个部门推荐的人都有，单个部门也很难左右。实际上好多部门推荐的人没上，还是院士推荐的人上得更多。”陈佳洱说。

    陈佳洱透露，这次的院士增选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以后部门不推荐，可以去掉部门因素呢？“今后，会经过讨论作出决定。”

    王宇发现很多单位都喜欢包装院士。他认为，最理想的是通过同行专业推荐，虽然学会推荐是一种推荐的方式，但是具体怎么规范还需要再讨论。“真正知道你水平高不高的是学会。”不过，学会推荐也有问题。比如，学会有没有规范化、学会的收录是不是全面，有没有遗漏，等等。

    不仅是王宇看到了学会推荐的优势。秦伯益也曾建议，可以采用科协提名的方式来遴选院士，因为从序列上看，学会都在科协之下。“院士候选人预选通过以后，可以请科协里面的同行来把把关。”

    但他认为，同行评审会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同行是冤家，也有同行是亲家，同行评审容易出现评审意见不客观的情况。

    在沈国舫看来，院士推荐的渠道最具合理性。但他担心，仅依靠院士推荐可能会埋没人才，尤其是地方上的人才很难被选出来。“最近新疆上了一位院士，如果他通过其他的途径推荐，可能很难上，现在还没到把别的推荐渠道关闭的时候”。

    院士对遗漏人才的担心，同样体现在省市和部委的遴选渠道上。

    王宇和何祚庥都不赞成取消单位遴选。何祚庥说，只有单位才知道他在工作中贡献多大，为什么要剥夺单位的发言权？“拿原来的铁道部来说，铁道部是个大部，他连推荐人选的资格也没有，这也太过分了吧。”

    最没有异议也是最希望规范的，是院士推荐。  

    在实际运作中，院士提名推荐，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院士看学界哪位同行符合标准，主动推荐。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卢强曾经向记者表示，他曾经主动推荐过多名同行，“有的人选上了院士也不知道是我推荐的”。

    另一种是，被推荐人找上门来，请院士推荐，可以称之为“被动推荐”。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牧是2013年的院士候选人，有院士告诉记者，在院士评选初期，院士们收到了王牧的推荐邀请。

    何祚庥说，不论是哪种推荐，推荐人要做的都是审阅对方的申报材料，并填写《院士推荐书》，在推荐书上签名，要写上“本人了解被提名人的成就、贡献与学风道德等情况，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

    问题在于，即使其提名对象日后被发现此前存在某些问题，院士本人也无需负任何责任。

    两院要求：“院士必须按照院士的标准和条件，独立推荐候选人，防止被动推荐；推荐人必须确实了解候选人的研究领域、学术水平和贡献、科学道德和学风等，并对《推荐书》所填内容负责。”但具体怎么负责，并没有行之有效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看似严谨的推荐制度存在漏洞。比如，每位申报人都是以平生成果进行申报，假使推荐者对申报人并不熟悉，仅靠审阅对方寄送的申报材料，几乎不可能从中了解被推荐人在一生科研活动中是否存在科学道德问题。“如果院士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委托，担当推荐人，实质上等于被拉了票。” 

    官员参选院士问题

    近年来，候选院士中官员比例一直很高。据媒体报道，2009年，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超过85%是现任官员，这使得官员院士候选人成为备受关注的群体。但怎么界定官员，也有争议。

    梳理官员院士候选人的履历，不难发现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行政级别在厅级以上，掌握一定科研资源，曾经执掌重大工程。而这些特征，在其参评院士时又变成一股助推的力量。

    “个别官员参评院士，很难看出其技术成果是来自平台、资源，还是真正的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学部常委会主任雷志栋感到担忧。

    有评论认为，用资源笼络院士，用权力换赞成票，已成为官员参评院士最大的弊端，成为院士制度改革无法绕开的话题。

    但是，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两院院士中，受访者对官员参选院士的看法并不一致。

    王宇认为：“你如果是官员，就不必当院士。”在他看来，参评院士首要条件是“科学家”，而目前，学术界的人巴不得去当官，当官的人又要戴一顶学术的帽子。

    陈佳洱也说，院士们在选院士时不能看官员这个牌子，得看实实在在的科学贡献。“官员做得再好，在科学前沿如果没有卓越贡献，也不应该评选上”。

    沈国舫则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官员不能当院士，“最主要看他是不是专家，是不是有成就”。

    何祚庥也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评价官员参评院士，关键是看官员的学术成果、对工程的贡献以及成果到底是真是假。“有的官员对推动科技决策起了很大作用，实际工作中对调兵遣将发挥了巨大作用，对这类的决策贡献，大家都是评价很高的。”

    何祚庥的判断，是基于目前官员在重大工程中扮演的角色。目前科技体制之下，官员对科技项目的决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秦伯益说：“有些工程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出来的，关键在于领导者。因为有些工程需要很多人合作，但总体的思路由主要领导决定，因此这些领导的贡献也很大。”

    事实上，在院士候选人的序列之中，除了行政官员，校长、院长等“学官”也成为有参评冲动的一群人。在已当选的院士中，不少院士也是校长或者院长出身。

    在目前的科研体系中，校长、院长往往在科研项目中挂帅第一负责人并“堆砌”成果，但是，校长、院长又往往不太可能有时间做科研。

    沈国舫告诉记者，工程院对这类院长、校长参评院士很警惕。“他是不是真的在干，他的成绩是不是以他为主做出来的，我们特别重视。对于包装院士，拿别人的东西凑在一块取得成绩的，这种我们要加以识别。”

    他举例，中国工程院曾经有位候选人取得的奖项很多。但是，工程院院士们讨论时认为，那名候选人在奖项中自己的贡献太少，都是别人的贡献为主。“这就有包装的嫌疑，靠着某种权力成为代表人物，成绩看起来很大，我们就没有通过。” 

    沈国舫还发现，现在很多学校都希望自己的校长是院士，以显示学校的权威性。在王宇看来，学、官挂钩，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一种社会风气。他认为，院士是院士，科学家是科学家，行政领导是行政领导，“学要跟官挂钩，官要跟学挂钩，我觉得没有必要。”

    院士遴选制度需要变革

    “两年一次，太密，我觉得太密。”王宇不断重复道。

    被王宇认为“太密”的，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年一次遴选院士的频率。在王宇看来，一年繁忙的增选过后，似乎还没过多久，下一年的增选又开始了。 

    公开报道中，一些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以及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但在另一部分院士看来，以两年为界并非没有理由。对于增选频率的问题，中国工程院曾进行过一次内部调研。 

    秦伯益对这项调研有所耳闻。他告诉记者，调研主题大致是，什么样的增选频率、数量才能够保证现有院士人数基本稳定。

    调研的最终结果是：两年一次，一次不超过60个。这正是中科院、工程院如今规定的增选频率与数量。

    “实际上，2013年工程院增选院士只通过了50个，中科院以往最少的一次才通过29个。”秦伯益说，由于院士年龄增长，目前非资深院士的数量正逐年下降。他所在的工程院医药卫生部药学组，非资深院士数量就越来越少。“原来最多是20多个，到明年只有11个了，要再少，就不成为一个机构了。”

    “他们是有经过数学计算的，选多少会有什么结果，候选人通过三分之一会有什么结果，通过三分之二会有什么结果，等等。”秦伯益说。

    陈佳洱同样持类似观点。“院士需要年轻化。”他说，院士群体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何祚庥还认为，如果增选间隔时间太长，比如5年选一次，那样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需要确定院士的最高数量。”

    对于王宇而言，提醒他下一个院士增选年到来的，是接踵而来的公关活动。虽然负面消息不止一次被曝光在公众面前，两院也出台了严格规定，但是，公关院士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在受访的多名院士看来，治理难点在于，公关与正常的活动、自荐、人际往来、合作的界限并不容易厘清。

    2007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第一次参选院士，这也是王宇第一次领略到这位官员候选人的“公关艺术”。张曙光彼时邀请了数十名院士赴青岛参观四方厂，“他在造势，但给人的感觉是他确实搞得相当好，你也无话可说。”

    王宇发现，张曙光从来没有说“你们要选我当院士”，他是以现场作学术报告的形式让院士去了解他，“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嘛？但是，真正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不一定能上去，有权力的人造势就能上去了。” 

    何祚庥接触过另外一种形式的“公关”——让人家了解，“这个我不反对”。原来，院士并非可以对每位候选人了如指掌，难免有候选人前来介绍情况。“我对候选人、对他从事的科学也不了解。比如，我研究物理学，对数学根本听不懂，听完以后还要我们投票，我们怎么投？”

    秦伯益也说：“公关也有正面的意义。本来各做各的，谁都不认识谁，候选人提前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可以，这对院士了解自己将要去评审的一个人有好处。”

    但正是这种了解过程，让周世宁感到有些“为难”、“不好办”。他打了一个比方，候选人去一位老院士家里拜访，希望听一听指导意见。那么，这时带不带东西？如果一点都不带，有的人会觉得这样很好，但有的人会觉得：即使你去朋友家，也不会这样吧？

    “这个杠杠很难弄。”周世宁说，如果有的候选人邀请院士去其单位作学术报告，院士从中获取报酬，这也并非有错。

    有些院士能自觉“避嫌”。一次，一位省级领导找到沈国舫，称“探望探望你”。沈国舫最终婉拒了：“这个时候不合适”。

    在何祚庥看来，他可以接受某些形式的公关，但是如果对方做得太过分就不行了，“要有个度，没有人敢到我面前明目张胆地公关，公关了，我还会到院士大会上讲。但有的院士不会这么做。”

    陈佳洱也称，如果发现有一些走关系的问题，自然就会在会上或会下被提出来。

    周世宁同样表示，现在没有候选人敢直接拉票，因为投诉得很厉害。“贪污腐败的问题关键不在这儿，主要是权力有没有得到控制。”

    在秦伯益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没有哪个参选院士不公关的地步，不想公关的人也只能被绑架着去公关。“而且，公关确实是在选不选上的问题上，起了蛮大作用，这个比例谁也说不出来。” 

    在秦伯益认为，这些日益花样繁多的公关，折射出了候选人对学术名利的急切态度。相较之下，普通公民会更淡然一些，有可能登临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候选人反而不能免俗。

    在“公关院士”的指责之下，一些研究者认为，中科院、工程院应该把增选院士的资料公开，以方便社会监督。

    方舟子说，在现今科研环境下，院士增选材料非常有必要公开。他曾读到一位候选人的参选材料，发现里面有好多都是吹牛，“他说自己如何如何世界领先”。

    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公开，对候选人无疑将起到约束作用。但是，公开院士增选资料的更大难题，可能来自王宇的担忧。

    “这些资料，各行各业只有同行的人才懂，你公布出来也没人看得懂。”王宇认为，同行评议是很重要的内容，但是在中科院里面，一个行业同行的差不多七八人，只有那几人有发言权。

    在这个小圈子中，很容易有师生、单位等有倾向性的东西掺杂其中。有人会使劲把自己的人往上拉，而指责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不行。“拉也要有自己的根据，这个东西没法打压，真正说公正，以学会来评议，这个是最公平的”。王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