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受“歧视”

    今年暑期在日本大阪，电视里有关于大阪地下铁经营的辩论。大阪市长桥下，一个40出头、年轻、帅气的官僚，坚定地说：延长地下铁今下筋线的前提，是民营化。并进一步说：继续走国营的路线，是没有道理的！

    国有企业在日本不受欢迎。一个看重集体荣誉、凝聚力强、爱国如家的民族，居然“歧视”国有企业，必欲将所剩无几的国企私有化，为什么？

    近代日本，大体和中国同时感受到西方诸强的气势。明治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引进西方的议会政治、法律制度和军事体制；另一方面，“殖产兴业”，发展经济，使日本由农业经济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

    发展现代工业，需要大笔资金，以及训练有素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这在当时的日本，是两座难以翻越的高山。洋务运动早期的中国，也有同样困难。民间无力当此重任，唯有政府居间，集中社会资金与人力，才有启动工业化的可能。1868～1885年间，明治政府举资6800万日元，开办了遍及造船、采矿、冶炼、建材和纺织等诸多领域的官营企业。加上劝业基金和劝业资本金在内，合计高达1.5亿日元，而同时期日本的年税收总额，达到5000万～6000万日元之间。

    这是“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官营为主。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把官营企业进行到底的意思，官营的目的是“示以实利，以利诱民”，是临时事业。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将官营企业称为“示范工厂”，可见，官营并非长久之计，只要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以后就放手让利于民间。

    “殖产兴业”的第二阶段，是官督民营。即，政府在资金与政策上对私人业主予以资助、扶持，政府在不影响公司业务的前提下，只对公司账目以及成效进行监督，其他方面，政府概不过问。待公司成长到可以独立运营阶段，就撤回监督，使其成为完全的民营。

    “殖产兴业”的第三阶段，是民营阶段，也是民进国退的最后大餐。早期创建的“示范工厂”，只过了10年，就不行了。政府再也不想捂着这个烫手的山芋，“挥泪大甩卖”在所难免。有的企业，几乎是无偿奉送。

    1880年5月，大隈重信上呈一份题为《三议一件》的建议书，主张处理官营工厂。同年11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处理工厂概略规则》，指出：“政府为褒劝工业所设置诸工作，其组织整备，当初预计之业渐举，故应解除官厅所有，转归人民经营。要依据概则将省（使）所管诸工厂渐次处理。”

    处理国有、官营企业，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日本社会民智开放，市场经济思想压倒中央集权统治经济的具体表现。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思想家，在民间鼓动、传播自由经济思想；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等一大批开明政治家，于政府内呼应，制定向民营企业倾斜、鼓励私人经济的政策；上下同心，终有所成。

    明治初期著名经济学家、《自由新闻》的社论主笔田口卯吉问：“何谓劝业？是谓政府直接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劝业之目的。”在棉纺业座谈会上，民营企业代表严厉地批评说，官营工厂“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只表明棉花变成棉纱的过程，如此而已”。

    据《工部省沿革》记载，主抓“殖产兴业”工作的工部省官员也认为：“不如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两抵，事业日益扩大。”

    对此，福泽谕吉下了结论：“大凡政府之不行之事，即使行之，其无益之处如下，即政府不可助国民之生计，劳动役夫工匠之力，不可定其所得工资之多寡。又其为得到工资机时劳动者，不可定其劳逸。所产衣食等商品，不可定其多寡。于是买卖之事，不可定其法，不可定其价。综而言之，政府于有关农工商之事，不可从旁议其是非。”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的意见领袖，一言九鼎。他以简单明了的文字，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对劳动者，政府不用管作息；对商品，政府不用定产量；对交易，政府不必定法规和价格。

    插播一段。

    我一硕士同学，1993年赴日，在日本学习、工作，整20年了。10月13日，由长春经北京转机到东京，在我家住了一夜。陪他去中国银行办事儿途中，看见EMS标志的中国邮政车随意停在路边，说——

    “日本也是只有国营邮车，可以在任何位置停放；民营物流、快递公司，必须规规矩矩地按照交管部门设定的位置停车，否则，就要被罚。可，就算国营邮政如此被照顾，它还是赔钱，还是竞争不过那些骑着自行车、手提肩扛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