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羡慕同住一个家属大院的大伟,他聪明,成绩好,生得虎头虎脑有精神,真真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年级成绩好的同学就那几个,但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你们这些孩子,以后保管还是他最有出息。到底是男孩子,有潜力。”
不管做什么事,我都下意识地拿自己跟他比比。好像正应了老师的这句评语,小学毕业,大伟考进了比我更好的初中。等我终于和他考上同一所省重点高中,他已经被分到了重点班。在老家,那群人就是“天之骄子”的同义词。
可这回遇见,就好像电视剧里用滥的桥段。寒暄几句后,我突然发现对方话锋有点不对:“我觉得人生无非是意外、健康、养老、子女教育这四大问题,前两者不一定发生,是需要规避的,后两者一定会发生,是需要规划的……”
嘿!按耐不住好奇心,我直接问他:“你该不会是来让我买保险的吧?这好像跟你的专业特别不搭边啊?你干这个,是不是能赚很多钱?”
大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几乎能隔着屏幕看到他苦笑了一下:“你还是老样子,问问题跟机关枪一样。”
记得那是2008年,大伟在老家附近一所“211”的理工类大学读书,专业是材料化学,学习之余,还忙着考各种“有用的”证书。他拒绝了家人让他准备考研的建议,因为对做研究或是这个专业并无更大兴趣。另一方面,他考证,最喜欢从马列课上学“社会运行的潜规则”,积极准备着在进入职场的第一站中跑在前头。
如果我能像他那样,我的父母会不会更省心?有时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另一面,理想的一面——如果按照父母对“最顺利人生”的想法,我就应该在省内的名校读着高科技含量的理工专业,并且上足了发条为毕业后的一切做准备。
而我当时在离家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读眼看着毕业就失业的新闻系,每周的任务是上外网看新闻,截然不同的文化一冲击,周周都有新感悟,最后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对外公布我的发现。
我开始觉得,我们曾被告知的很多功利选择,对整个人生而言,是大错特错。一段被安排的生活,就算它看上去有利可图,或者十分保险,我也只想抗拒。我宁愿花费些无用的时间去探索自身,确定自己的兴趣所在。我只想对好些规劝我的人说:就让我去犯错,让我因自己的决定而感觉到疼,让我自己决定是否要转向,让我背负起自己的命运。
在别人看来够好的人生,如果不是“我”选的,不是“我”珍惜其中的喜怒哀乐,只是让别人眼红,心里会有真的快乐充实吗?
我自觉只跟大伟报告了十分之一不到的“小发现”,但他已经忍无可忍。有天冲我感慨说:“想这些有啥用?还不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咱俩真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唉,怎么不是一个世界。我心里也常有个小人儿不时劝着说“现实点吧”。不知怎的,后来我就不找他聊天了。
大概是当年给他留的阴影太深,这回在网上碰到,聊了没两句,他居然主动问我,选择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为了理想”?
我反而不能像上学时那样不假思索地给出一段肯定回答。
近来我常常在想我们出生于80年代末的人。比起上一两辈的老人,我们的生活可算幸福:在无风无浪的安稳环境中长大,从不曾体会过饥寒流离的滋味。
可现在看起来,这种成长好像也没太多含金量: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发生着,在单调的一本本课本中拼搏,弓着背,低着头,收敛起自己个性,顺着仅有的一条路前进,考上好的初中,考上好的高中,最后就能进入一个比别人更好的大学。什么理想、梦想、兴趣这些现在时兴的词儿,那时说出来都会被人笑:还有这么看不透的。
没有长辈来跟我们讨论过考进大学之后要怎么做,就像以后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美好。
实际却远不是这样。生活依然继续,我们更为迷惘。
高考过去已经七年。还记得当时我特别羡慕大院里的另一个孩子小孙,他有外语特长,被中国传媒大学的世界语专业录取,孙伯伯当时满意地说,这个专业全国学生就没几个,毕业了谁都不愁工作——不是去外文局,就是去国际台。
当然,我也钦佩大伟。
但就是在这第七年,两份看上去万无一失的好工作被这俩发小彻底砸碎了。如愿进了外文局的小孙,受不了工作的温吞无聊,在愚人节辞职回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而原本在老家薪水最高的制造企业工作的大伟,则改行成为一名保险理财咨询——准确地说,是一个想要朝着金融行业迈进的自由职业者。
看着大伟说他怎样下决心改行,我心里好像也放下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还是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重新出发。压抑和麻木已经不是被公认的标准答案。
你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究竟想要去争取一份怎样的生活?
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父母欣慰而坚持的生活,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而去努力的生活。
万幸,我忍住了没再去给大伟讲我的大道理,要是在以前,我一定得跟他把这事儿好好说说:越早朝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去努力的这份“不实际”,可能才是最实际的选择呢。
我只跟他说,不考虑投资了,现在主要在瞎晃悠,买房买车都没影子呢。
他的头像很快变灰色了。不过几分钟之后,又亮了一下。
那么多年的比较、争论与不甘心,好像就这么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愿意在这个年纪晃悠的,就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