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年代的非主流时尚

    新华社近期播发了22年前穿短裙的年轻女子的新闻照片，当事人在大连现身。该报道试图透过一名时尚女子的人生故事，来揭示改革开放对国人的积极影响。如果把时间和地点转换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广东，更会发现匮乏年代普通中国民众的日常着装，存在着一股非主流时尚。

    “文革”时期，国人日常着装的外在限定性条件主要有：经济匮乏、政治规训和道德惩戒。物质匮乏导致着装的贫困化和单一化，加上政治干预，民众在着装方面只能发掘自身智慧和想象力，表现出一种直面匮乏的生存性应对。

    笔者的一位调查对象“文革”时是广州某汽车维修厂钳工，他1976年夏结婚当天，由于接完新娘回到家后觉得很热，顺手脱掉了外套，露出了那件只有衣领没有衣袖的半身恤衫，亲友为此都笑了，新娘因此哭着不肯入洞房，他当时既尴尬又狼狈。

    当时，普通居民既要经济，又要够气派，只好发明了“领衣”——又称“节约领”，除了领子外，还有两个布带套住臂膀，防止假领子窜出来穿帮。“领衣”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它有三大实际功能：首先，省布、好洗、干净，衣领能熨烫。其次，穿起外套时挺括的领子便会露出来，比较时尚。当时城里男青年的经典穿着是在手织毛衣里配上纯色假领子，女青年则会选择小花布做成的假领子。最后，“领衣”有助于建构特定情境中的自我认同，塑造依附于特定社会情境的自尊。

    计划经济年代，广东地区最典型的服装创新案例还有“孖烟囱”：当时规定购买汗巾（手帕）并不需要布票，聪明的主妇就将几条汗巾缝在一起，做成一条“孖烟囱”底裤。由于汗巾比较透明，这种特殊的“孖烟囱”底裤一般做给小孩外穿，而大人即便穿，也是当作内裤。

    数量词二、两、双在广州口语中称“孖”，而“孖烟囱”在广州话中一是指小孩子脸上的两行鼻涕，一是指男人的平角的、宽松的内裤。广东民众也把那些裤管没那么阔的裤子，叫作“孖烟筒”。同属着装创新与发明，如果说“领衣”主要代表着一种智慧和狡黠，那“孖烟囱”则蕴含着幽默和乐观。

    “领衣”和“孖烟囱”之外还有“麻袋衫”。“文革”时期中山市石岐某小学的一位校长，看到广东一些地区的乡镇干部从生产队“借到”许多麻袋，将麻袋拆开，缝制成一种“独领风骚”的“麻袋衫”。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有些干部因为布料不足，就穿“麻袋衫”，颜色就是麻袋色,唐装款式，腰间有两个口袋。其实，当时只有干部才有条件穿“麻袋衫”。

    不过，也有搬运工穿着“麻袋衫”，它体现的同样是物质短缺情况下普通个体有限的变通和转圜。“麻袋衫”的案例表明：首先，它是“文革”时期乡镇干部对抗物质匮乏尤其是布料供应短缺的一种权宜之计。其次，“麻袋衫”是体现“镇级和大队级干部”的政治身份的标志性服装，是行动者进行身份建构的另类工具。

    1971年，中国取得了在联合国等主要国际机构中的合法席位，许多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这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1972年至1973年间，中国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化肥、石油、采煤、轧钢等多个进口项目。其中，量最大的是化学工业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等，化肥主要是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广东农村的供销部门也分配到一些尿素，其包装袋是用白颜色的化纤尼龙布来做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当时，每年分配的布票普遍不能满足全家人穿新衣的要求，聪明的人尤其是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干部，便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到供销社搞到这种包装袋做衣服穿。不少公社干部都穿着尿素袋子缝制的裤子，因此类似于“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再往裆里看，含氮量45%”的顺口溜很多。

    “尿素裤”的发明与“麻袋衫”类似，仍旧是乡镇干部在日常着装领域内，区分于普通农民的身份标识工具。它还使得20世纪60～70年代的个体获得了一面“窥视”现代性的镜子：区区一个化肥的包装袋，使用的竟是质地柔软、舒适的尼龙纤维布——同期的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显然是一个商品相对丰饶的“丰裕社会”。

    上述四个案例，有助于探讨着装作为民众的一种日常生活反抗形式，如何成为行动者身份建构的另类空间。在着装领域，面对国家规训，个体既有可能进行一种策略性的顺从，也有可能采取各种能动性的选择。在既有制度的约束之下，作为理性的个体，民众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满足穿着的需求，这是个体在着装方面的能动性选择。在节俭伦理的指导下，民众发挥能动性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是因地制宜地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中不但蕴含着民众的智慧与狡黠、幽默与乐观，还能看到权力与身份的魅影。不仅如此，著名学者金大陆认为这里面既有商业的意识，又有取巧的心机，不失狡黠的判断和决策，而革命的名义反而成为一种包装和掩饰。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