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的遗产

    很多中国人大概不会对“突厥人”感到陌生：史书上那个生活在亚洲北方草原的强悍的游牧民族，隋唐时期与我们这个农耕民族贸易、通婚、杂居，以及进行大规模战争。

    也大约在那时期，这个游牧民族中的一些分支和部落，逐水草而居，开始向西南大迁徙。一路与所到之处的当地人杂居、融合，打败过称雄一时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又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下小亚细亚半岛，最终在亚洲大陆西端定居下来，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今天，打开世界地图看一看亚洲大陆，东端是中国，西端就有土耳其——“突厥人”的后代之一。

    但很多中国人对这个现代国家所知甚少。今年9月底，我们几位中国记者和学者受邀访问土耳其，发现其实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受传统观念影响，逢年过节要全家团聚，不少家庭老人跟子女同住；又比如，电视里同样热播后宫剧。

    两个民族近代以来都在探索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之路。作为曾经雄踞一方的古代帝国，昔日的荣光都隐然埋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如今，又都有着复兴和崛起的雄心。土耳其现在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提炼的建国百年目标，或许可以概括为“大国崛起”（great nation，great power）。

    正如当年的满清帝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也被称为“欧洲病夫”。不过，今天的土耳其已经被普遍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样板”，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两倍。土耳其人的目标是，经济总量要在2023年建国百年时跻身世界十强。

    独立战争

    要理解今日的土耳其，无法绕过凯末尔。

    我们拜访的几处政府机关，大多挂着他的肖像，面容英俊，神色刚毅。据说他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土耳其人都叫他“阿塔图尔克”。那是大国民议会给予他的姓氏，只有他可以使用，意为“土耳其共和国之父”。至今，学生们还要在课本里学习他的语录。

    土耳其近现代史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是凯末尔奠定的共和国时代。

    当充满活力的现代文明从幽暗的中世纪破茧而出，中华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奥斯曼帝国，都在经过若干世纪的繁荣强盛之后，逐渐老迈和衰落。与中华帝国不同，土耳其邻近西欧，因而先受到新生文明的冲击和挑战。18世纪初叶，早在乾隆皇帝登基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和大臣，就开始了效法西方的早期改良。

    改革维新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顽固保守势力反扑的结果，有时是改革派领袖的下台或被杀，有时甚至是支持改革的君主被废黜。变革与守旧的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拉锯。变革的结果是，老帝国有了新式军队和武器，新式学校，铁路、电报等新基础设施，有了新闻报纸，还有了帝国时代的立宪政体和议会。

    如果不是因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错站在战败方，帝国的发展方向或许会是另一种。战后，由于帝国政府与战胜的协约国签订了一份非常苛刻、形同瓜分的不平等条约，国内要求保卫领土完整、民族独立的呼声和势力兴起，并找到了它的领袖——帝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凯末尔。

    在首都安卡拉，我们去拜谒“国父陵”。那棕褐色的雄伟建筑，远远望去，造型像一座希腊神庙。

    陵内安葬着凯末尔的遗体，所有的陈列既是讲述他的生平与功绩，也是当代土耳其的国族叙事。那些展厅图文并茂，有的还配以炮声隆隆、枪声激越的逼真音效，让人仿佛身临战场。它们扼要地讲述着，凯末尔如何以一座小山城为大本营，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战争，逼退入侵和前来干涉的外国军队，收复失地，最终，在今天的土耳其版图内（比奥斯曼帝国版图小得多），将一个延续了600年的君主神权国家，变成宣告人民主权的共和国。

    集权下的改革

    这位脱胎于帝国时代的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未能摆脱帝国的旧的威权色彩，只不过，他以威权推动新的改革。

    他的众多支持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反西方、反基督教情结和观点，但他不同。他意识到，现代化意味着，与西方合作会使现代化进程更顺畅。一直以来，尤其是独掌大权后，他在言谈中并不将国内问题归咎于外国。他认为，要成为现代文明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得取决于他的人民自身的努力。

    几乎可以用“激进”来形容他的改革。他废除伊斯兰帝国政教合一的政制，打压宗教势力，推行世俗化改革。他让妇女接受教育、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工作权利，鼓励穆斯林妇女与男子一起跳舞，并且在1930年就赋予了妇女选举权，比许多欧美国家还早。

    在他看来，帝国悠久的传统几乎就是落后之源。新政府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西方历法；废除伊斯兰教法，建立新的现代法律体系；凯末尔亲自到全国各地推广文字改革，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语，提高识字率……

    他于1923年创建了一个政党——“共和人民党”，作为治理国家、推行改革的工具。他也容许甚至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为应对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共和国开始推行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既需要集权，也反过来加强了集权。及至凯末尔于1938年57岁时病逝，凯末尔主义者把持了议会，共和人民党实施对国家所有要害部门的领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重要官员均为该党党员，比如，各省的党主席兼任省长。

    75年前的11月10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处皇宫内辞世。据说，那里面的时钟至今停留在他去世的那一刻。

    批评者认为凯末尔凌驾于宪法和议会之上。但或许凯末尔也意识到，有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剑桥土耳其史》就指出，凯末尔的政权虽是独裁专制的（authoritarian），却不是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

    凯末尔推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于1935年作出说明：“它意味着，在承认私人企业是主要基础的同时……国家必须被赋予对经济的控制。”政府法令对国家主义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私人资本无力投资或不愿投资的领域，以国家经营的形式予以发展，即在允许私人经营的同时，凡关系到公共生活及国家的和更高的利益所及的行业，由国家经营。

    虽然全国只有一个政党的局面持续了20多年，但共和国的宪法并未禁止多党制的合法存在。据称，凯末尔还曾鼓励过一位朋友组建反对党，只不过短短数月就宣告解散了。

    二战后，继任总统伊诺努开启了向多党制演变的大门。1945年，他宣布允许持不同政见的同僚们组建政党。据不完全统计，仅1945～1950年间，就有27个形形色色的大小党派相继成立，工会组织多达88个。

    民主化进程

    过去凯末尔主义者总是宣称，土耳其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由共和人民党集中体现；但伊诺努承认了国内有着不同的阶层，承认了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承认不同的利益团体需要各自的政党来代言。

    闸门既然打开，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便在土耳其政坛上展开了激烈角逐和博弈。

    对于一个千百年来习惯了臣服君王、膜拜神权的民族来说，民主不可能不需要学习和摸索，这个过程往往充满混乱、动荡甚至痛楚。

    比如，最初几年的政治“蜜月”期之后，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所受批评日益增多，而它应对批评的方式，却跟它曾经反对的政党一样，是压制和趋向专制。又比如，几十年间，有多次大选，均没有一个政党可以获得半数以上选票而单独组阁，而政见不同、矛盾重重的不同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往往执政效率低下。政局不稳又常导致经济失调。甚至还有一段时期，出现了暗杀等政治恐怖活动。

    民主化还意味着，为了选票，政党不得不“对人民的宗教感情作出让步”。虽历经凯末尔几近“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内陆地区和广袤的乡村伊斯兰色彩依然浓厚，而这些人口的选票能量又是惊人的。不过，在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并不意味着复古，政教分离已是不可撼动的原则，关于宗教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宗教在个人生活中的角色，民主政治下的信仰自由，以及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和寻找身份认同。当然，一些政党利用宗教操弄政治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屡有发生。

    经济、政治、宗教等问题的错综复杂引发几次政治危机，最后导致军队分别于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4次发动政变或干政。

    不同于一些南美国家，土耳其的军队政变后，每次都能在稳定局势、修订宪法后，将政权交还给文官政府。支持者认为，军队是共和国的“守卫者”；而批评者认为，军队干政是对民主制度的伤害。

    不过，几十年来，土耳其的选举活动几乎没有中断，选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发展的特征和走向。观察者言，自多党制以来，民众总是将大部分选票投给走中间路线的政党；而对这些政党而言，几十年里最重要的任务，概括起来无非就是：发展经济，保障公平，推动民主化进程。

    底层与精英、文官与军人、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经过漫长的冲突、博弈和妥协，在公共生活中日渐达成平衡。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或许未必称得上真正巩固，却已经行之有效。

    或许对土耳其这许多年的转型过程有所了解，才更能体会“伊斯兰历史、艺术及文化研究中心”一位负责人跟我们谈到的对当下阿拉伯变局的个人看法。“中东其他国家现在出现种种转型事件，我想是到这个阶段了吧。”他说，“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时期，也会圆满结束的。”

    向大国迈进

    自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2002年执政以来，土耳其政局稳定，经济增速加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2010年经济增速达9.2%，2011年达8.5%。

    中国驻土大使馆商务参赞朱光耀评价：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质量堪比巴西，好于印度和俄罗斯，法制比较完善，“是中资企业很好的投资之地”。

    土耳其如今已摆出向世界大国迈进的姿态。我们接触的一些官方人士，毫不掩饰他们对全球政治的雄心。近年来，正发党逐渐调整过去一味盯住欧美的外交政策，转而进行“360度的外交”。总理府公共外交办公室主任哈西米则对我们说，过去人们总把土耳其当作东西方的桥梁，但“桥梁只起沟通作用，不起决策作用”，“我们并不满足于这样”。正发党的宣传小册子更是明确宣称，“当前全球政经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让土耳其成为塑造新全球体系的国家之一”；“我们相信，土耳其注定要在地区和世界扮演历史性和关键性角色”。

    凯末尔主义或许已经过时，有些东西在几十年间被修改或抛弃。比如，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早已成为历史，代之以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禁止妇女披戴面纱的禁令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取消。

    但凯末尔依然广受土耳其人拥戴。据说，不同派别都自称是凯末尔主义的继承者。凯末尔的一个基本信条——土耳其的利益在于与发达国家走得更近些——仍然受到广泛支持。虽然90%多的国土面积都位于亚洲，但土耳其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

    我们参观“国父陵”的那天，正碰上一队小学生由老师领着也来参观，在广场上欢快地打闹。在纪念品商店，满眼是凯末尔的肖像，陪同我们的土耳其小伙子用中文告诉我，如今在土耳其，对于国父，“我们只可以批评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