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7平米的“大世界”

    大冬天，毛菊站在北京“草场地村欢迎你”的大牌子下面，穿了件褪了色的黑棉袄，推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装着她的早饭：一个茶叶蛋和一杯紫米粥。

    这样的形象与周围灰突突的环境很和谐，却令人难以将她与博客头像里，那个站在维也纳宫前穿着吊带背心和牛仔裤的形象联系起来。她不大喜欢讲话，言语中透露着矜持的礼貌。

    北京电视台曾经在一则公益广告短片里简述了这个80后的故事：只身来到北京，放弃了白领工作，创办了这家面向附近打工子弟的“草场地免费图书室”。

    随着她穿过七拐八拐的狭窄小路，终于来到了这个位于草场地村中心的小院儿。院门口斑驳的砖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手绘海报，用稚嫩的笔迹书写了几个彩色的大字：免费图书室。

    以毛菊位于草场地中心的免费图书室为界，图书室东边，居住着上千户外来务工的家庭，很多人身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电动车出入狭窄的街道。图书室西边，是艺术家和商人开办的画廊，来这里的人大多衣着光鲜，神色从容。毛菊和她的图书室夹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间，却安然自得，相得益彰。

    免费图书室其实只是小院里的一间7平方米左右的平房，房间里的四面墙摆满了书。在这里，孩子们成了主角，毛菊很信任地把几把备用钥匙交给一些孩子，让他们参与图书登记的工作。

    从2006年，她就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名校毕业，英文流利，她很快找到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那时一个月的收入比现在一年的还多”。

    2010年在欧洲跟一个当地剧团工作的机会，让她积累了一笔钱。但她始终觉得，那次工作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外国艺术家身上那种纯粹的品质，“他们看淡名利，只注重事情的意义。”

    回到北京以后，她一直寻思着用这笔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经常出入草场地村，看到那些打工者的孩子们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打闹，她便开办了这个图书室。

    租房、买书、买家具，“开始以为用不了多少钱，结果不到半年这笔钱全投进去了。” 她索性背着家人把工作辞了，在这间7平方米大的小屋当起了“孩子王”。附近的小孩子们一放学，就呼呼往这里跑。

    有的孩子把她当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有个叫姬捷的小姑娘曾对毛菊说：“真希望人贩子把我抓走，活着好无聊。”姬捷的父母在这边开了家小饭店，每天忙忙碌碌没时间陪伴她，从6岁开始，她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到饭店帮忙。这种被忽略的压抑，她只对毛菊说过。

    毛菊给姬捷推荐了两本书：《我不愿你死于一事无成》和《千纸鹤》。两本书讲的都是坚强女性的故事，小姑娘很喜欢，读了又读，逐渐变得乐观积极，还常常主动给年幼些的孩子们讲故事。毛菊说她：“讲得比大人都好。”

    有人跟毛菊开玩笑说，这间图书室简陋得像个厕所。但对于草场地这些打工子弟们来说，却是一个温暖的家。这些平日里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们，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新伙伴，认识了与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环境里的艺术家，透过这个小小的平台初初窥见了北京斑斓的一角。

    经常聚集在这里的不仅仅是那些外来务工者的孩子们，还有周围画廊的外国艺术家。图书室经常举办免费的英语班，故事会。今年9月，毛菊还组织孩子们去听了一次由外国艺术家们演奏的音乐会。

    对面裁缝店的栾老板因为女儿苗苗常常在毛菊那里看书，逐渐变成了图书室的帮手，负责帮图书室开门、还书。

    栾老板记得毛菊第一次到他店里来是为了修补一双红布鞋，“现在的年轻人哪有穿布鞋这么朴素的?”但当有外国艺术家来这里帮忙教孩子们英语，看到毛菊叽里呱啦地讲出一大串英文时，他又觉得这姑娘是个“知识分子”。

    比起漂亮的衣服和名牌的包包，她似乎更享受阳光和空气这些天然的东西。图书室像个无底洞，让她不得不想办法赚钱和筹钱，一个常在这里读书的小孩子对她说：“我真想不出如果这里关了，我还能去哪儿看书。”

    即将当妈妈的她，决心生完孩子后重新开始接翻译的活儿来维持图书室的运转并减轻丈夫的负担。

    挺着大肚子，不能亲自到图书室的日子里，小房间的大门却照常敞开着，推开贴着“静”的玻璃门，一个刚刚帮妈妈买完馒头的小男孩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选了一本图画书后，他熟练地在本子上登记，轻抚了一下书的封面，蹦蹦跳跳地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