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派往课堂的代表

    王笃年希望自己的学生不要太听话，也不分数至上，可他还是收获了“奇迹般”的成绩：2013年，他担任班主任的北京十一学校首届科学实验班，30名学生中有7人出国深造，17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学生的高考平均分达到680分。

    他说自己向来就反感“那些拿高考做抓手”的人，认为他们是不懂教育。

    可起初一些学生觉得这个身高1.83米，霸气外露的“笃爷”管得太严了。科学实验班高一开学初，王笃年一连十来天带着电脑，像一尊金刚似的坐在教室的角落里，盯着那些连十分钟都很难安静的学生上自习，“谁要是抬一下头，都可能被他点名”。还好，这种“像犯人一样被看管”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一些学生甚至有了可以不来上课的权利。

    王笃年“不守规矩”。他不被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束缚，“标准就是学生，学生喜欢、能够接受，我就可以这么教”。 他还在山东任教时，有一次对化学教研员表达不满：产品都有免检的，我的课学生喜欢，你们也认可，你查我的教案干什么？

    王笃年希望学生们不要太听话。他断言一位成绩优秀的女生将来难有大的成就，因为“太乖了”。他还“提醒”一位同事：你别把女儿教育得那么听话。并鼓励小女孩：老师布置的作业，不要都做完。

    科学实验班招收的学生，大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但都学有所长，个性突出。比如苏启舟，这位顶着大脑袋，被同学们称为“天才”的男生，对于应试“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古诗读得懂，就是不知道怎么答题；英语的单选题有时只能碰对四分之一，但听力全对。王笃年说：“我从不认为苏启舟是差生，相反，他很优秀，他可能就是不太喜欢应试，不太适合高考制度”。这名学生凭借数学获得了保送北大的资格。

    有同学评价王笃年：对待学生既一视同仁又区别对待。他的脾气并不算好，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常常高声批评人，但对张羽辉这位“坐在教室的墙角，能折腾出洞来”的孩子，王老师的评价总是三个字：他还小。

    张羽辉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上课老是站起来晃荡，门门都考四五十分，在高一学年结束时，差点被留级。但王笃年却对他的母亲说：“让他先跟着，我多费点功夫，到高三的时候，实在不成，咱就让他复读一年。”他还说，“把这么优秀的孩子弄下去，我担心孩子心理上不接受，逆反起来反而坏事，于心不忍。”

    王老师发现，张羽辉也有坐得住的时候，拿着厚厚一本英文原版的C++语言的书，趴在电脑上，一坐一上午。张羽辉最喜欢的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王笃年可说是一窍不通，但他相信这名学生“早晚会做成”。高中三年，这个淘气的学生果然做了三个“很厉害的项目”：在清华大学教授的指导下，模拟汽车撞车事故；做多米诺骨牌，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推倒了第一块，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推倒第二块；与一名高一学生合作开发无地图找路系统。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科学探索需要的兴趣与毫不气馁的精神。”王笃年说，还不忘替他辩解：他能看原版的英文教材，英语水平就够了，还要他怎么样？

    “你得尊重个性，尊重人格，然后就是信任。我相信人都是向好的。”他对学生们称，人人皆可为尧舜。

    不过，年轻时的王笃年急起来也会对学生动手，有时忍不住一巴掌就上去了。在十一学校，他难得的一次发火是因为一次评教活动，同学们面对繁琐的调查问卷表，轻率应对。事后，王笃年发了一通脾气。“对老师的尊重，是最起码的品德问题。”他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老师们之所以坚定地选择做老师，就全靠赢得学生的赞美支撑着”，“你为了打球，连半年才有一次的赞美老师一句话的机会都放弃，太过自私、无情了”。

    王笃年容许学生们犯错，但不允许出现品行方面的问题。他不认为那种开高尔夫球课、学什么上层社会课程的教育就是精英教育。“越是精英人士，越要多承担责任，要多承担就得有更多的能耐和见识，既要敢于突破，又要踏踏实实。”

    他请赵一明同学谈谈自己的想法：“你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应该追求什么？”这学生平时表现出的对金钱的欲望，一直让王笃年耿耿于怀。“人生的意义在于赚很多钱，买好车，买大房子。”王笃年听罢，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拿起一只白色的粉笔，也不说话，只是用力在桌上写下“拼搏”二字。“我当时就深受启发。”赵一明说，“他不认可那种挣大钱做大官的价值观，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奋斗的过程，在奋斗中收获快乐和意义。”

    王笃年常鼓励学生要胸怀大志，别把眼睛盯着可怜的分数和找个好工作上。他在高一高二绝不会为了提高分数而教，进入高三后，才传授一点应试技巧。一次大考前，他给一位勤奋的学生布置这样的作业，“明天上午先睡个懒觉，然后让你爸妈带你去郊区溜达几十公里”。有家长要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他唱反调：“别理他们，你回去告诉父母，要是有闲钱就捐点给王老师，他正愁没钱买房。”

    当有家长真要对王老师表达心意的时候，孙文利听到这位同事拿着手机说：“十一学校的校规是不准老师收受家长的任何礼品，你要是能帮我找到比十一学校更好的工作，让我愿意从这里辞职，那你就过来。”

    王笃年的“霸气”还表现在教学上。 在科学实验班的首次家长会上，有一位家长自恃是大学教授，要求王笃年：你让学生自学这个方式，我们家孩子不太适应，还是希望你多讲。王老师的语气有点生硬，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把孩子调出这个班，二是让孩子做出积极的改变。他还说：“我上课的这个风格，自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因为你一个孩子改变。” 

    王笃年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正式地上过一堂课了。”他根据学生的问题组织课堂教学，“学生如果没有问题，那我就没什么好讲的”。他近十年来坚持“四环节教学” ——自学自研、问难讨论、精讲点拨、应用评价。

    他每接手一个新班，都会在第一堂课上明确地表示：“上我的课不用记笔记。”他还批评许多中学教师，把教学过程看成是“给学生解释教材”的过程，这很害人。他认为中学理科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孩子们交流对知识的看法，交流解决问题的思路——“把我们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让孩子有所参照、受到启发，即使我们的看法有时并不正确。”

    该怎么学习，王老师说得很清楚：拿一张纸，写上阅读中出现的问题，看着看着，问题解决了，就把它划掉。“最后学生交给我的问题，可能由最初写下的七八十个减少到了十来个甚至三五个”。这种自学不是无的放矢，王笃年和同事们合作编写的导学读本，字数大概是教材的5倍。

    王笃年相信问题的力量，认为一个不会提问的学生即使把书背下来也没有用。有一个阶段，他还买了一大袋棒棒糖，谁提出好的问题就奖励谁一个。

    当年也正是凭着教学上的“霸气”，他敲开了十一学校的大门。2003年7月26日，他从山东诸城来到这所名校试讲，主管人事的老师请他抽到题目后准备一天再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王笃年的霸气外露，“在北京也没有住处，抽到题目就讲吧，不用准备。”

    但在33年前，王笃年可没想过要做教师，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他首选山东大学，在填第四志愿时实在想不出什么学校，便报了山东师范大学。结果，1981年山东省师范类院校突然提前录取，把本来超过第一志愿录取线17.5分的王笃年招致门下。  

    大三时，他阅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100条建议》，此书成为他一生的最爱，从此坚定了做教师的信念，再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行当。

    王笃年的“徒弟”、中国科学院年轻的化学博士董素英，最初带着自信走进师傅的课堂，结果很惊讶，竟然听到了很多她不知道也没想过的东西。她回家对丈夫感叹：这个老师真是太厉害了。

    王笃年的“厉害”是有原因的。他有备课前坚持阅读大学教材相应章节的习惯。几乎借阅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与化学有关的书籍，常年从自费订阅的专业期刊上获取有关化学最新发展的信息。他还习惯 “用化学家的眼光”看世界，设身处地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教学。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课程标准》有一句话：科学学科（理科）的教师，就是科学界派往课堂的代表。我很喜欢。”他说。

    即使在看新闻时，他也要把其中的信息与中学教材“拼命”联系起来。比如，他要弄清楚，染头发用的颜料，为什么粘在皮肤上可以洗掉，而染在头发上却不易洗掉？在苹果成熟后期，去掉套袋后用于给苹果“上色”的反光塑料薄膜表面的金属铝又是如何弄上去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迷信张悟本的“绿豆”？日本海啸后的核泄漏事件为何会引起抢购碘盐事件？偶尔他会和学生们开玩笑：学好了化学，你就不会被骗，当然，你也可以去骗人。

    王笃年喜欢为学生们创造争论的环境。譬如做实验，他会把全班分成几组，同一个实验不同的人做，或者在不同的条件下做。

    一次实验后，有人提问：为什么食盐水蒸发的时候，水分跑掉了，氯化钠却不跑？“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也没想到。”王笃年说。学生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事儿，有人说，在大海边会闻到腥味，是不是说明氯化钠也挥发？“其实那是错觉，但道理何在呢？”

    这时，有学生异想天开，说：“会不会是这样，海水里的氯化钠是以氯离子和钠离子的形式存在的，当带负电荷的氯离子试图离开水面时，则会受到带正电荷的钠离子牵扯，钠离子再受到别的氯离子牵扯，形成了一个离子链，最终结果是谁也逃脱不了？”

    王笃年听到这种观点，不但不觉得荒谬，还有点激动，他大声说：“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真是太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