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土地成为三农的“财富之母”

    加快农村发展，关键在于推进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在30多年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市场机制对农村发展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但在资源配置上，特别是土地资源要素配置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行政等非市场因素，这成为阻碍农村持续发展的制度瓶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实质上释放了农村土地制度又一次改革的强烈信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使农村焕发出无穷活力，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巨幕。农业税的全部取消，为农村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农村土地释放活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前我们面临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

    尽管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党中央又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决策，但是，农村发展水平仍滞后于中国现代化与改革的进程，农村发展始终未能实现政策的预期效果。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土地资源因行政配置被过度扭曲。

    目前农民的最大收入主要是来自农村、农业之外的工资性收入，而非财产如土地等本来稀缺资源的收入。我国农业亟待转型，迫切需要高科技、高投入，这是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但是，现在的制度设计，使得农业和农村仍然采用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农村土地明确是村民集体所有，严禁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土地是当前农业最稳定的常量。常量是廉价的，没有成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其应有的价值未能得到体现。人为限制市场机制对农村土地的优化配置，导致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使稀缺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成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一个要素，无法不断升值实现资源利益的最大化，无法成为本属于农民的财产权利。

    这样一来，使人力资源和科技、资金均缺乏进入农村、农业的积极性，农村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其劳动力成本和科技成本反而高于工业和城市，使得农业的整体成本高于其他产业，导致谁来种田、谁来养猪成为突出问题，还会带来多重风险：一方面，造成农业产业化率（如加工度）和农业效益、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特别是与世界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农业和农村在开放的市场中失去了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要素就是土地，核心是溢价的分配，而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造成大部分土地溢价归政府，其实质仍然是以农养政，即从农业税赋养政到农村土地养政的转变，极大地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严重危及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健康运行。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最活跃、最有积极性的，恰恰不是流转最应该发生的农业地区和人口流出最多的地方。在用途上，首先是商业开发，以房地产和工业用地为主；其次是经济作物；最后才是粮食生产（最需要土地流转的）。在区域上，首先是城郊地区；其次才是平原及农业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最后才是流出人口最多的偏远山区和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而这些地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和抛荒地，造成本来就稀缺的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和闲置。

    农业不能增加更多的GDP，不能增加更多的财政收入，不能增加更多的农民收入，因此，地方政府的兴趣在于，如何让更多的农地流转为非农地，进而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对农民而言，如果不能从土地上获得财产收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农村各种资源要素都要进入市场，作为农村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无疑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应有的价值与优化配置，地方政府要从对农村土地资源要素市场的过多控制干预中退出来，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

    因此，必须建立逐步摆脱行政对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体制模式，使土地作为农村、农业、农民的“财富之母”的优势发挥出来；必须以土地资源为杠杆，撬动其它资源要素如劳动力、科技、资金对农业的积极性与土地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产出率和生产率。改革的方向就是推动产权的流动，推进产权交易，实现土地资源由资产向资本的转变，这个过程会有曲折，但从长远来看，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