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汽车限购引发市民“最后5小时”疯狂,大量消费者在12月15日晚涌入4S店抢车。有人开到购车发票后喜形于色,大喊“车是爷的了”;有人没有足够现金付全款,竟摘下首饰作抵押;更有人迫不得已转战北京抢购,体验5小时内的生死时速。一边是商家拼命宰客,一边是消费者挤破脑袋抢车。只要能把车卖给我,霸王条款都是“贴心关怀”。
以12月16日0点为分界点,天津4S店与二手车市呈现冰火两重天,0点前人山人海,0点后门可罗雀。天津市政府突袭式发布限购政策,也被戏谑为新版“半夜鸡叫”,对政府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此前,北京、广州执行限购政策时,也让市民们措手不及。这是因为如果提前公告,可能会引起大量投机行为,造成市场混乱。以“一切为了稳定”为要义,政府搞突袭就有了保护伞。
遗憾的是,这一绕过民意的政策并没有为天津拥堵、污染等问题开出药方。对政策出台的解释也仅仅用了一些数据和预测,没有公布任何有利于公共交通、改善民生的具体计划。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天津市政府只是通过“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限制出行来缓解交通问题,同时通过拍卖牌照等方式来提高政府收入。
今年7月,中汽协曾痛批当前的汽车限购政策,认为其不仅对治理拥堵没有直接作用,对治理雾霾天气也没有明显效果,仅是地方政府“懒政”思维的体现。
在北京、广州接连限车之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天津,并非最迫切需要限车的城市,却比其他城市都要积极。有网友讽刺地说,天津是“没有北京的命,却得了北京的病”。限购更像是标榜自己经济发达的证明,不用GDP说话,就用限购说话。
在公共交通运行效率低下,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羸弱的背景下,天津市先拿普通市民开刀,不仅得不到民意支持,更有损城市形象。虽是海滨城市,天津的城市建设和道路环境给人的印象并不好,一些大型化工厂在这里建设,灰霾尘沙长期集聚,污染严重。在城市工业化发展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情况下,把板子都打在私家车上,显然不公平。
在对汽车限购未进行科学论证,无视民意表达的前提下,天津的做法决不应被其他城市效仿。对于天津市来说,如果想平息公众的怀疑情绪,就应极力改善公共交通运行体系,给公众一个方便的出行环境。如果在通过限车为市民增加出行成本后,道路和交通环境仍持续恶化,公众则有权要求政府取消限车政策。
北京和广州的经验教训,值得后续加入限购的城市学习。政府通过限购获取的任何收益及用途都应向公众交代。一个例子是,从1994年起实行牌照拍卖的上海,其拍卖资金的去向和用途长期未公开。此前,有上海律师因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未果,而将后者告上法庭。
今年年底,上海通过微博与微信公众账号“上海发布”将拍卖牌照的收入和支出项目进行了简要罗列,可谓迈出了信息公开的一大步。而去年实行车牌竞价的广州主动晒账本,则被认为是政府资金管理透明化的积极信号。
如今,匆忙实行限购政策的天津,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在效仿北京、上海的同时,天津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如公开牌照拍卖所得的每一项用途。公众有权监督政府是否把收益用在了改善公共交通之上,是否在引导市民转用公共交通的同时,对环境进行了治理,降低了PM2.5对身体的损害,维护了市民的健康权。
政府的权力是公众给予的,在牺牲公众用车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为城市交通和环境改善做出实事。实行限购政策的城市,政府接受公众监督应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