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上）

    1974年4月18日下午两点12分，罗兰·巴特坐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法国《原样》杂志代表团一行5人，与5名中方陪同人员被安排在了火车尾部车厢。“除了车厢尽头有两三位军人，我们几乎是唯一的乘客。”巴特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车厢内没完没了地混合着氯化物的潮湿气味，小小的桌子，梳着辫子和戴着袖章的女孩端上了茶。

    外面，天色灰暗，有点冷，要下雨；车速很慢，坦荡的平原，金色的油菜，房屋，劳动的身影——对巴特来说，恍然中，眼前的一切“可以说就像是法国”。

    这一天，巴特“旅行的真实感受”中有颇多相互矛盾之处，他说中国不等于日本，中国并不是令人不舒服的。1966年5月，巴特到日本讲学，之后两年内，他先后三次到东京。而他声称自己是以无比愉悦的心情写成，融学者深思和散文笔调为一体的著作《符号帝国》，于1970年出版。这本书中，巴特对自己文化系统之外、遥远的东方文明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观照和思考。先前的日本之行怎么会让他不舒服呢？

    相反，那天的火车车厢中，巴特记下了自己在另一个东方国度——中国之行一周来内心的无望：“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度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

    相似的无望还出现在另一位法国人、1958年来华的摄影家布列松的身上。中国人对待照相的认知及相关的影像文化观念，完全是布列松经验之外的另一种情形。这时期，东方传统的礼仪之邦所遵循的待客之道，包括仪式中，还缺少现代影像文化，包括行为基本内涵。这让素以抓拍闻名的摄影大师一筹莫展，更甭说他还是一个随时都会被大众围观、跟随、打岔的白人了。

    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巴特自费参与的法国《原样》杂志代表团一行，应邀来中国大陆进行为期三周的旅行。这个“根本没有异国风范，根本不令人困惑”的国度，让巴特备感失望。回国以后，他写了篇文章，名为《中国怎么样？》

    “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摇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知识养料：被破解的秘密。可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

    代表团成员多为学者、作家，在中方旅行社预先安排的固定线路上，他们展开了自己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再到洛阳、西安，最后返回北京，离开中国。其间，他们参观工厂和景点，频频观看演出，出入饭店，而这些都是同一时期受邀西方来华人士必去的地方。来华的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也记述过这样令人费解的旅行安排。

    巴特抱怨说：“由于旅行社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纵是这样，巴特还是勤奋而又“零散地描述一次旅行”，在短短24天时间内，记下了相当于汉语十多万字体量的《中国行日记》。

    “从一开始，罗兰·巴特就想着从中国带回一种文本。”2009年，日记法文版的整理、注释者安娜·埃施伯格总结说：“这几本日记提供了对这一行程的旁观者的看法，这种看法注重细节、颜色、景致、身体、每一天的细小事件，而且他还幽默地加以评论。”但是，埃施伯格也看出巴特中国行在“每一天的安排中”日渐“消沉了”：他对这种缺少意外，缺少“皱痕”，缺少“偶然事件”的情况表示很不满。而这一点，与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列举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

    1980年2月25日，巴特在巴黎的街道上被卡车撞伤，3月26日，这位当代法国思想界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不幸辞世，享年64岁。两周后，桑塔格在那篇“苦恼”而又“哀伤”的纪念文章中，追记了巴特的中国之行：

    “1974年，经过几十年恪守思想纯正（即左翼）立场，这位美学家走出斗室，和一些好友及文学同道——都是当时信奉毛泽东主义的人——去了中国；在回国后所写的三页薄薄的文章中，他说道德说教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厌倦了那种中性的男男女女以及文化上的步调一致状况。”

    罗兰·巴特一行在中国旅行时，正值举国动员揭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及其电影《中国》步入高潮时期，耳濡目染，回到法国后，在重读日记以便制定索引的时候，巴特内心充满疑虑：“如果我就这样发表它们，那正是属于安东尼奥尼式的。但是，不这样，又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