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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马乐在澳大利亚本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他从事国际贸易工作，妻子是注册护士长，两人年薪加起来有100万元人民币。然而，父亲的突然去世改变了他的生活，父亲给他留下了181名孤残儿童。
说父亲马守政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也许有点儿夸大——他先是经营一家小面粉厂，然后是建学校，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会更准确。
2003年，马守政创建了一所民办学校。 2010年，马守政在这所民办学校的基础上，和当地民政局一起创办了河南省唐河县正昌儿童福利学校，专门招收县里的孤残儿童。这些孤儿和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上课，下课了，在同一片操场上玩耍。
今年7月，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后，马乐回国陪着父亲住院、治疗，四处求医。
住院期间，马守政依然放不下学校的孤儿们，经常问：“换季了，孤儿们的衣服买了没？鞋子买了没？”如果这些小事情不能够很快得到回复，他就会闹些小情绪，朝儿子吼几句。
有空的时候，父子俩会一起聊天儿。父亲讲自己做过的一个梦：“我梦到自己的心脏和马亮的心脏连到了一起。两人共用一个心脏。他再不会犯病了！”
马亮是学校收留的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孤儿。马守政住院期间，总是拜托儿子给马亮找个好点儿的心脏病专家。他还说，等自己死了，把心脏留给那孩子。
出院后的马守政，已经两个月没见到孩子们了，刚到家就发起了脾气：“孩子们呢？我要见他们！把他们全带来！”
很快，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被带到了家里。老师多次交代孩子们，希望他们能说几句安慰马守政的话。可是见了马守政之后，这些孩子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趴在他床头，和他哭成了一团。
马守政去世前，意识已经开始模糊，认不出人来了。
学校的白老师趴到他床头问他：“还认识我不？”他微微睁开眼睛，嘴里幽幽地吐出两个字：“衣……服……”
白老师轻轻说：“你放心吧，孩子们的衣服已经买好了！”他便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两天之后，马守政离开了人世，年仅58岁。
马乐坦诚地说，自己当初并没有想到要接管学校，甚至在父亲病重住院期间，他还想着等他去世之后，就把学校转手出去。“毕竟我和妻子费了很大的努力才移民到澳洲，我们已经习惯了那里舒适的生活。”
可等父亲真离开之后，他竟然也已经舍不得学校和那些孤儿们了。他最后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接管孤儿学校，成为这些孤儿们的“新爸爸”。
这所儿童福利学校，一直被当做河南省里的骄傲。这种“民间投资、民政扶持、社会捐助、养教一体”的新模式，不断被媒体宣传报道，被各种调研机构研究着。
可是，这个模式新颖的学校在面对资金缺口时，依然显得孤立无助。
每来一个记者采访，马乐就会给他计算一遍一个孤儿所需要的花费：学习生活费3600元、衣服费500元、住宿费500元……181个孤儿每年的花费近百万元。
一直以来，孤儿学校的经济来源都是民办学校的盈利和民政部门以及慈善团体的支持。然而民办学校每年只有二三十万元的盈利，其他方面的支持也难以填补资金的巨大缺口。
2011年3月份，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曾下发通知，明确规定河南省内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为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000元。
然而，在马守政的孤儿福利学校，孤儿从唐河县民政部门拿到的补贴只有每人每月350元。
马乐到民政局跑了一趟又一趟，希望补助能够到位。而民政局方面一直回应说，正在协调资金，等年底看结果。
唐河县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常广英表示，正在协调相关部门，希望把孤残儿童们全部办上城市低保。这样，每个孤儿每月可以再拿到300元的补助。
两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约对这所学校的145名在校孤儿进行为期三年的生活费援助，每年每人标准1500元。到明年4月，这份援助将难以继续，因为预算已经排不上了。
马乐在澳洲时，曾两次向父亲打钱共130万元人民币用在孤儿学校上。现在，夫妻俩没了收入。
如今，马乐的妻子住在浙江父母家中，每天照顾两个孩子。两岁的儿子最喜欢看热播的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每次看完，他总缠着妈妈问：“我爸爸在哪儿啊？为什么不陪我玩呢？”
妻子虽然常常向马乐抱怨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家人的幸福，可是她又总在想办法能给那些孤儿们募集到更多的捐助。
“如果资金问题迟迟不能够得到解决，我只能考虑把一部分孩子转移到公立的福利机构去。”马乐皱着眉头说。
可提到县里专门收养孤儿的机构，马乐叹气：“那是一所只能容纳十几个孩子的孤儿院。我很担心，孩子们离开我们后，不仅会失去这里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甚至会重新流落街头。能够打工已经算是好的了，有的之前就是在大街上在村子里瞎晃荡，谁给吃的就吃点儿。”
冬天来了，正昌儿童福利学校的孩子们已经穿上了保暖的棉衣。可是马乐提到孩子们的衣服的时候有点抬不起头：“那些多是我老婆从温州募捐过来的旧衣服。我现在压力实在太大了，只能先让他们穿旧衣服。父亲在世的时候，都是给孩子们买新衣服，从来不让他们穿别人捐赠的旧衣服。”
本报记者 韩俊杰文并摄 实习生 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