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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在沈阳市黄河北大街，王福顺老人被一辆飞驰的电动车撞倒。他被撞人者扶起来后说：“孩子，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此事曝光后，媒体显然是被一股道德激情左右了，立即把王大爷树为道德楷模，称赞他是“寒冬里的一股暖流”、“抚慰了整个社会”。
王福顺老人当时的确是被肇事者撞了，而且可能伤得不轻。据王福顺自己描述，当时他正好下班回家，撞他的那辆电动车“开得那叫一个快，咣的一家伙就把我撞飞了”。虽然当时疼倒不怎么疼，但整个一条腿全麻了，三四天过去了，现在被撞的腿还有淤青，手部也没消肿。
舆论传达出来的社会“道德感”，始终聚焦在王福顺老人“不讹人”上。对他的道德宣扬和表彰，暗藏着号召老人或者被撞者放弃自己得到赔偿的应有权利。有媒体对该事件的追踪报道题目是《“沈阳大爷”：咱不干那讹人的事儿》，鲜明地表达了社会的道德诉求，似乎索赔就是“讹人”。
但这种道德诉求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因为交通肇事者把电动车开得飞快并撞人，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被撞者拥有索赔的权利。就自己的人身损失主张赔偿，不是“讹人”，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相反它是堂堂正正的权利。如果社会在道德上倡导被撞者放弃索赔的权利，让交通肇事者拍拍屁股走人，实际上就是纵容交通肇事的恶，而使道德站在了合法权利的对立面。
老人在回家路上被年轻人飞车撞飞了，舆论应当推动归责及问责，呼唤和谐有序的交通秩序。老人相对于年轻人是弱者，被撞者是交通肇事的受害者。如果道德漠视老人的权利，却忙着提倡老人放过年轻人、被撞者“宽容”肇事者，这种“道德”其实缺乏德性，至少是社会道德聚错了焦点。
肇事者被放走了，社会被“抚慰”了，但王福顺老人伤痛至今。事实上，他并没有医保，万幸的是他现在似乎并无大碍。让一位老人去默默地承受被人撞倒的人身和经济的后果，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提倡的道德？把电动车骑得飞快，撞到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是我们社会所乐见的道德美景？
舆论赞扬王福顺“不讹人”，本质上是借道德否定人的基本权利，至少是暗示权利处于道德这一层次之下。但在一个现代社会，权利不仅是受法律保障的，而且是名正言顺的。道德与权利的关系相当复杂，两者有不同的“管辖领域”，也存在交叉重叠。但可以肯定的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决非什么不道德的事；受到伤害的人们无原则地放弃权利，并非真正的道德。
由这件事观察，我们社会的道德意识常常停留在道德激情的层次，缺少道德理性的反思与建构，结果就是道德碎片化、价值标准缺失，道德诉求顾此失彼。由于我们的思维中缺少权利、责任之类概念，我们经常把社会生活泛道德化，当我们提倡某种道德的时候，就有可能否定合法权利，一笔勾销人们对他人应尽的责任或义务。
但在一个权利被贬低、权利缺少保障的社会，提倡道德又目的何在？道德是利他，倡导把自己的一份让给其他人。权利是人们应得的那份，它不是非份之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是很道德的。
杨于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