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才能殊途同归

    《易经》上有一段话：“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十分契合当下的思潮。

    这些年来，社会思潮越来越多元化。思想流派的异彩纷呈，是一个社会具有相当活力和创造力的证据。思想的相互诘难，相互砥砺，共同推动，是“一致而百虑”的过程，是文化与文明再造之必须。人类文明史上，那些依靠禁锢思想而建起的宏伟事业，只要禁锢的螺丝松动一颗，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的史实，不胜枚举。

    但争鸣之中，潜伏着一种戾气和蛮横，使观点之间的争锋显得锱铢必较，剑拔弩张。那些偏执一端，动辄给论敌戴上足以下大狱的罪名，既毒化了思想争锋的品格，也降低了思想的醉人魅力。

    偏执于某个学说而不知道融会贯通的人，都是“一曲之士”。这是庄子对很多“学人”的鄙视性称呼。因此庄子不跟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它受到空间的束缚；不跟夏天的虫子谈论冬天的寒冷，是因为它受到时间的束缚；不跟“一曲之士”谈论天下大道，是因为他已经受到教条的束缚。

    庄子虽是2000多年前发论，但也是说给当下那些“学人”听的——当下的很多无端争论，有多少不是“一曲之士”的一面之词？“一曲之士”的产生，庄子以为是他们受到比如权力、金钱、自以为是，以及把自己当成终极真理化身，这些因素的制约。而如果他们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一切皆平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就能解除一切偏见与束缚，臻于全面。

    但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理性化恰恰被简化为利益算计，“以道观之”作为纯粹的学理诉求，因此极容易被悬置。在这个盛行利益算计的时代，如何确保观点和立场的公正、可信，近乎“以道观之”？荀子的“解弊”（解除蔽惑）之论至为重要。

    对今天的一些“学人”来说，有三种“蔽惑”需要解除。

    第一种，解历史之蔽。巨变之际，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尤其强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的三峡”尚未渡过，而历史知识的阙如，一则使研究者看待社会诸问题缺乏历史眼光，陷于理论的焦躁与短视，二则历史被人为遮蔽，研究者和一般公众无法窥知历史真相，无以知大道所在，惟知依傍人物，人云亦云。

    第二种，解权势之蔽。如庄子所言，求真知却被物质和权势所诱惑，通俗地翻译，就是谁给钱给地位帮谁说话。实际上，甚至中国的一些智库之不成熟，泰半也受制于此“蔽”。

    第三种，解思维才学之蔽。中国传统，向来不重逻辑思维，当今学人写文章，逻辑很成问题的不是个别。进而言之，近代翻译家严复最早发现中国人不重视归纳法，都是从“子曰”、“诗云”出发进行推演，这种经学传统，绵延不绝，在新时代不过是把“子、诗”换个现代名字而已，它不可能带来新知，反而禁锢思想；而科学的方法，就是从观察获得的事实材料概括出一般原理。严复所言的英国经验论传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近世以来，同样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还有梁启超，梁启超把这种“蔽”称为“心奴”，“心奴”有四种，诵法孔子，“为古人之心奴”；俯仰随人，“为世俗之心奴”；听从命运之安排，“为境遇之心奴”；心为形役，“为情欲之心奴”。除“心奴”，就是“解蔽”。

    上述诸贤的“解蔽”之法，要旨在于，不管处境如何，要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出诸公心，持诸公论，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方可“百虑而一致”，是为从“心”的层面做功夫。

    从“物”的层面来讲，要做到“殊途同归”，必须对众多公共政策予以适当调整，渐次化解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公平正义制度必须建立，以此平复民众心中块垒。否则“百虑而一致”便是空中楼阁，行骗的把戏。

    冯友兰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的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末尾提到，“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从革命到建设如此，从思想纷争到改革共识的形成，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