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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关系着民族的生存和人类的命运。我国社会面对多少年来盲目发展、野蛮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和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威胁，早从上世纪中后期，生态保护的紧迫性就从学者的书斋，扩展到大众社会实践中，并引起了我国政府的深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但是，“边污染、边治理”的现象仍然肆行于中华大地。
《塬上》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田野调查式作品。它引起社会关注，固然有题材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它呈现出浓烈的中国乡土生活质地，传承了深厚的中国家族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关切。
《塬上》中的华塬县县长刘亦然正是一个对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盲目追求政绩的官员。面对广大群众日渐觉醒的环境保护意识，上级领导不断出台的环境保护措施，大众媒体“零容忍”的舆论监督态度，他因治污失职而被免去职务。这既是华塬县的民心民意，也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现实状况——将生态保护和发展富强之梦紧密联系，已成为全民共识。
美国自然文学大师亨利·贝斯顿在《芳草与大地》中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大地及其诗意时，我们才堪称真正的生活。”对于贝斯顿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土地，不仅仅是田野、树木及山丘，更是人类真正的遗产，是承载着人类历史、文化及荣光的见证。他认为，人类若不通过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天生的继承权的。只有通过与大地的接触，才能与前人、后人融为一体，成为神圣生活的“地球合伙人”，才能享受人类的平静、充实与快乐。《塬上》所呈现的，正是“承载着人类历史、文化及荣光的现实见证。”
作者钟平的观点与《芳草与大地》一书类同。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现了“生态与族谱”的关系，并成为该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深化了生态保护的精神文化主题，这十分难得。与此同时，《塬上》还以充分的篇幅和生动的笔触，表现了人们从神秘而优美的自然生态中得到的生命启示，享受到的心灵宁静与满足。如，书中所提到的，不法矿主疯狂开采所引发的矿难，“断欲崖”的传说等，似乎在诠释着亨利·贝斯顿的“与大地和谐相处是重要的和平”的论断，并透露出“大地的绿色生命之深奥，远比我们的人类所理解的更为深远”的生态意境。
佛教意义上的“断欲”，与宋儒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中的“欲”，均与“贪婪”同义。“欲”是人之本性一种，而“贪欲”却是人类一切祸患的总根源。它导致了小至华塬县、大至中华大地的各类贪官的人生悲剧。据知，由媒体人兼作家康文所撰写的《断欲歌》，既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又有着尖锐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并将生态保护提升至伦理高度。它对人与自然，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关系，进行了终极式的论断与深化。
《塬上》传递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爱和理解，呈现了植根于华塬厚土上的传统意义上的“好人”群像。他们也是乘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时代东风，自觉承担百姓期望和历史使命的当代国人的光辉代表——平凡而伟大，朴素而高贵，让人可亲可敬。
这首先来源于生活的厚赐。钟平出生于铜川和耀县大地一个农民家庭，长期生长、工作于此。即使40岁后调进省城，也与百里之外的故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痛心疾首于这里的煤矿业、水泥业污染情况。也经历了世纪之交这里的生态改善、企业治理等过程。他不是以一个作家身份采访和观察这些人与事的，而是这些人原本就是他的族人、邻居、长辈和兄弟姐妹，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其次，作品的“非虚构”体裁为这些社会人物排布出独特的社会背景。马克思曾经为人下过经典定义：“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社会关系总和”既是现实的一切，又是它所承传的族类历史表征。当下，许多作品中的人物之所以概念化、单薄苍白、显得虚假，就因为把复杂的人的本质简单化一；第三，《塬上》的现实主义风格令人感到真实而亲切，它并未逃避而是自觉呈现了那些怀抱理想、人格高贵的人所经历的自私和软弱，以及面对现实压力时的困惑和动摇——没有人性缺陷和不犯错的人不是真实的人，能够不断战胜外在挫折和内心私欲的人，才是一个勇敢而有担当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塬上》在这一点上特点鲜明，卓尔不群。
读《塬上》，笔者有着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和赞叹。它是原汁原味的关中乡村风俗礼赞，它有着厚重的人文地理、文化习俗底蕴，也是对大自然之无限奥秘的敏锐感知和无限呈现。它从生态保护这一角度切入，对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人性的渺小与伟大、怯弱与勇敢、美好与丑陋进行生动描绘。就连当今令人恐惧的“雾霾”，作者也区分出了由工业污染、昔日柴草烟熏等成因的差别。总之，这是一部接地气、通人脉的好书。
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