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的“被自然消亡”终将停下脚步,而且有了新的希望。2013年12月最后一天,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意见指出,这一举措要覆盖贫困地区,聚焦薄弱学校,从困难地方做起,从薄弱环节入手,主要面向农村,立足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意见》的出台应该是在落实。12月24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与之前相比,中央政治局七常委的悉数出席令会议规格之高创下数十年来的纪录。会议不仅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要让农民成为体面职业,还指出要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十几年时间里,农村学校的发展路线是一条不断向下倾斜的直线。一份《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这其中既有学龄人口减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等自然因素,也有诸多非教育因素,以地方财政攫取为目的行政化的推动、城镇化驱动。
尤其是2008年之后,有些地方明确通过撤并学校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将教育当成拉动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农村学校“被自然消亡”的速度加快。一直到2012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这种“大跃进”式的“撤点并校”告一段落,15.5万所乡村小学和6.25万个教学点得以保留。
其实,这次《意见》中的具体内容,也几乎都是最低端的目标,“经过3~5年的努力,使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室、桌椅、图书、实验仪器、运动场等教学设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学校宿舍、床位、厕所、食堂(伙房)、饮水等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村小学和教学点能够正常运转”;“每个学生都有合格的课桌椅,保障寄宿学生每人1个床位,消除大通铺现象”。
从这些具体目标可以读出,目前农村学校的现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曾做过一个非常详实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校中,教学场所“不太安全”和条件“较差、很差”的分别占28%和32.9%,湖北招徕河小学有的教室,中间竟然支着一根木头柱子防止垮塌;40%村小未设立图书室;近半数(48.8%)村小没有运动场;在需要食堂的非走读村小中,约三成(29.1%)无食堂;在寄宿制村小,75%的学校每间宿舍住10名以上学生,云南彝良希望小学甚至达到40名学生共住一室;58.3%的学生宿舍没有浴室,41.7%的学生宿舍没有供应热水。
对于厕所这样的“基本需求”,竟然有3.7%的村小没有厕所,如贵州周家寨小学“孩子们的厕所,就是隐蔽的山坡”;在有厕所的96.3%中也有89.2%将厕所设在了教学楼外,如海南仙屯小学厕所“离教室150米远”,“学生们在下课之后每次上厕所都是‘穿梭’在带刺的草丛之后才得以解决,如果想要慢慢绕过带刺的草又要考虑课间时间是否充足的问题。”
这只是村小的硬件现状,《意见》中重点解决的也是这些看得见的最最基本的教学设施。只是做为乡村文明的高地,农村学校需要投入的远远不止这些。
工资低、工作量大,生活条件艰苦、培训机会少是农村学校教师面临的问题。如云南呈贡理想小学“大部分老师吃住均在学校,放假期间回家,人均工资1400元/月”,山西郭庄小学每名代课教师月工资为500元;甘肃高家崖村小学的老师“不仅需要教好几个年级的不同课程,还负责桌椅修补、营养餐制作、在学校轮流值班等一些后勤工作。”
教师队伍老龄化是这一职业群体缺乏吸引力的表现。调研数据显示,村小教师学历本科以下的占八成(其中高中以下占5.4%,高中/中专占32.6%,大专占42%)。如云南向阳小学一共只有3名代课教师,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却要“包干”一至四年级全部课程。村小教师平均年龄43.1岁,如湖北龚铺小学的教师“平均年龄50岁”。距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四五十公里的林格尔县黑老夭乡小学,20多个学生全部住宿,十多名教师中大部分年龄都在50岁以上。
老化的师资与落后的设备,带来的结果就是课程与教学质量问题。在研究人员调查的上百所村小中,“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社会、科学”课程一门也没开的占6.1%,6门全部开齐的仅占43.9%。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的得来都是研究人员实地调研的结果,因为在很多地方,他们无法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获取详细的相关资料。
对农村学校加大投入,肯定是件利国利民利农村发展的好事,但是政策的发布和执行都是需要数据做为支撑,资金的投向、力度、效果才能有最大的效果。但愿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不只是短期甚至一次性的专项投入,而是一项长期的制度,这样才能让农村学校吸引并留住好老师,让农村孩子真正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