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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晚，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德国慕尼黑室内剧院、南非歌德学院约翰内斯堡分院，借助实时通讯设备，正在进行同一个问题的讨论——离乡背井工作。
人们为了工作离乡背井、甚至走出国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离乡背井工作往往与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密不可分。学者汪晖、社会学家严海蓉在北京，作家雅格达·玛丽尼克、律师赛兰·阿特斯在慕尼黑，哲学家阿希尔·姆本巴、导演哈罗·马塔班在约翰内斯堡，从当地的视角出发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由哲学学者王歌、政治学家格拉迪那·德·巴斯通、某非营利组织创始人莱克·西塔斯在三地分别主持。
讨论开始，首先放映了范立欣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春运”被称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这部描写农民工春节返乡之旅的纪录片，正是当下中国各地的实时写照。王歌说：“2012年中国有2.3亿的流动人口，是德国人口的3倍，其中1.6亿是移动的农民工。整个国家的人口大量流动，正在发生的过程中。”
王歌认为，农民工离乡背井工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社会变得商品化，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都需要用现金去购买商品，比如买农药、买教育。这种商品化使人们无法再自给自足，只能离开农村去赚取现金。二是因为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成为全球生产的中心，需要大量工人在工厂工作，农村正好能够提供劳动力。
“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就发生了。”王歌说，“而从个人层面来说，尤其是年轻人，现代化的生活吸引他们来到城市。”在《归途列车》中，一对打工夫妇的女儿从小留守在老家，对城市充满了无限向往，最终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辍学外出打工。
随着户口制度的逐渐放开，人口迁移不再困难，这时候人们更关心的就是待遇。汪晖说：“在城市中，‘原住民’和农民工的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是不平等的。现在已经有一些省份决定取消这两种类型的公民待遇之间的差距，但这需要很长时间。”
然而，即使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了较好生活，另一个问题横亘在面前：都在城市工作，谁来建设家乡？所以，汪晖认为，不妨换一种思路：“不仅要实现城市化，也要实现小城镇化，农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他们就不必一定到城市工作。不然，就永远陷入了生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循环。”拉丁美洲就曾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城市高速发展，所有人都到城市挣钱，乡村就被遗弃了；这些人回不到乡村去，城市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于是，一方面，社会有很多劳动力，另一方面，没有人去支撑乡村的经济，这样的发展是无法持续的。
讨论中放映的第二部纪录片是《尘土之国》，讲述了中国人在非洲的故事——两位中国公司雇员在刚果修建一条铁路的工程中，和当地人发生了纠结的关系。如果说《归途列车》是国内迁徙，那这就涉及了更复杂的国际迁徙，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非洲做生意。
阿希尔·姆本巴介绍，非洲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如建机场，修码头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而矛盾在于，需要做的事那么多，工作岗位却很少，最需要干活的地方却没有就业机遇。非洲有殖民历史的枷锁禁锢，而一些西方国家又排斥非洲人移民。所以，我们欢迎外国人来非洲建设，比如说中国人。”
不过就像《尘土之国》中的故事，中国人在非洲也不是一帆风顺。老杨是中国公司的物流主管，需要借助刚果人翻译才能和当地企业家打交道购买建材，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漫长、严酷而又荒唐可笑的拉锯战。
阿希尔·姆本巴站在非洲的立场上分析：“西方主宰的统治时期马上要终结，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是我们的救星，我们需要当自己的救世主。不过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欢迎移民，欢迎来非洲大陆发展。这不仅是国界的开放，也需要文化的开放，所有国家的移民不要对某一个国家有偏见，要结合不同来源的经验和智慧，一起进步。”
讨论中放映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纪录片是《眼前的国度》，讲述了3个外国人在德国与当地人的观念产生的强烈碰撞。初来乍到的移民往往是弱势群体，没有人为他们的利益说话，那谁来保护他们？一种是工会；而近年来，另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了。严海蓉发现，农民工到城市打工，会自我组织，形成一个无形的社区。“这种网络一般建立在家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保护自己，也会排外，形成不同的‘帮派’。”
“离乡背井工作”是全球大型讨论“工作的世界，世界的工作”的第一场，之后还将有“何为人性化的工作”、“工作使人快乐”等主题的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具备极高的灵活性，为了安身立命，在同一个地点长期维持稳定工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今天人们所缺少的，恰恰是传统的社会联系及其带来的安全感。
在研讨会接近尾声时，哈罗·马塔班说：“人类的天性是喜欢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可能要两年才能回一趟家。在外地时间长了，反而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生疏了。我们总说要建立制度、保护权益，那么从情感上，谁来照顾这些离乡背井的工作者？”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