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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对话背景
2013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此后，中央纪委发文对“官邸制”和规范领导干部住房等事项作进一步解释。文章指出，要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作为解决干部住房问题的全新尝试，“官邸制”的实施意义何在？将着力解决哪些问题？其实施中可能面临哪些阻力？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汪玉凯。
一些干部“住房腐败”损害党政机关形象
中国青年报：“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汪玉凯：2009年年初，我开始着手研究官邸制问题。当时，公众对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以权谋房反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我执笔撰写了《“官邸制”：遏制“以权谋房”的根本途径》的政策建议稿。2013年7月，这份建议稿上报中央。
十八大后，中央作出转变作风八项规定。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也再次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福利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我认为，在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生活待遇方面，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官邸制。
“探索实行官邸制”被写入《决定》后，受到了广泛关注。
中国青年报：我国领导干部住房制度大致经历了哪些演变步骤？
汪玉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分配制度：国家按照公职人员的级别高低配置住房，即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参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社会化、货币化的大格局基本形成。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这项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建房、“以权谋房”成为腐败的新形式。
中国青年报：干部“住房腐败”具体有哪些表现形式？
汪玉凯：多占、低价套购或超标准侵占国家公共资源的问题很突出。比如，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有房产67套等。不少地方出现了官员建造别墅现象，甚至在较为贫困的地区。
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侵占住房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超标建房；乱拉资金负债建房；压价购房，索要住房；集体决策，化公为私；倒卖出租优惠住房等。
还有一类“住房腐败”出现在异地任职的官员群体中。近年来，我国加大了领导干部交流和异地任职力度，中央与地方上下互动明显加强。目前，县以上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纪检、组织、公安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能在本地任职，再加上进京领导干部人数的增加等，都为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侵占国家财产提供了机会。
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会为其准备“住所”，干部调离后多数不退。一些省部级干部多处调动、多处占房。退休以后，“住所”也变相成为个人私有财产，不仅可永久使用，还可留给后代。
我们调研中发现：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两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干部的一些不合理特权必然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损害政府形象，也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问题，建立包括官邸制在内的领导干部待遇制度体系，显得十分紧迫。
要实现“流水的干部铁打的房”
中国青年报：官邸制在其他国家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汪玉凯：美国对民选的联邦、州、市主要官员，如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和市长，法律规定政府应提供官邸，任职期间可享用，任职期满则应搬出。德国实行“官邸制”对象，主要是在任的高级公务员，包括总理、联邦政府各部部长。法国除政府领导人外，对部长也没有统一的官邸制度，而是实行住房补贴。韩国只有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4个职位有专门的官邸。
这几个国家虽然实施范围不一，但均遵循“任职入住，卸任搬出”的原则。此外，多数国家对部长级以上官员普遍实行“官宅制”，即提供住房补贴，卸任后取消。官邸和官宅都是国家所有，或由国家租用，按照规定配置内部设施，费用由国家承担。官邸制要实现“流水的干部铁打的房”。
中国青年报：如何确定我国官邸制的适用范围？
汪玉凯：确立官邸制范围不一定只与行政级别挂钩，主要应从国家尊严、工作性质、工作需要、有利于廉洁四个原则出发。
我们研究认为，官邸制范围宜限定在四类：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三是市、县（含县级市）两级的书记、市长（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四是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局长等。
中国青年报：除了这四类官员，其余干部的住房问题将如何解决？
汪玉凯：对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实行公宅制。主要指那些不参加房改的正部级以上，但又不属于实行官邸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为他们在任职期间提供公宅，卸任后搬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除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在确定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时，有两个原则至关重要：一是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就是从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中实施，原领导人以及离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自然过渡。二是建立原领导职务和新任职务之间的对接机制。比如原来一位参加过部长级房改的领导人如果提升为国家领导人了，那么可在保留原来房改房的同时，享受国家提供的官邸或者公宅，任期结束后应该搬出。可在保留现行正部级领导干部住房标准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补偿。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这项改革才能真正启动。
中国青年报：对于异地任职的干部，如何落实其房产的核实、监督问题？
汪玉凯：在异地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中，最高涉及正部级。鉴于我国正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房改，所以原则上在异地任职入住官邸时，不管其是否携带家属前往，领导人的原房屋都应该保留，但任职期满后必须从所住官邸搬出。
在实行官邸制的过程中，还应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考虑到未来绝大多数异地任职的年轻领导干部都没有参加过房改，因此这些人到新的任职地可以有多种解决方式：一是可选择国家提供的公宅；二是可以按市场价租房或买房，国家提供租房补贴，不担任领导职务后就不能继续享受补贴；三是对一些退休后愿意回原籍的官员，国家应制定鼓励政策。
官员的“底”搞清楚，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官邸制
中国青年报：官邸制实施是否应基于对现有干部住房的清理？这部分工作怎么落实？
汪玉凯：建立严格的住房监察制度，首先要全面清理领导干部现有住房。特别对那些曾经在多地任职、交流、进京的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更应认真清理，对多占住房的要限期清退，逾期不退的除按市场标准加倍收取租金外，同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程序，交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
对于干部已有住房清理，应当从几条渠道同时开展。一方面是建立、实施不动产登记制，以查清干部名下的房产信息。但不少官员的房产不在其个人，而在配偶、子女等名下，所以另一方面要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旦发现有作假行为，必须严格查处。只有通过几条途径把官员住房的“底”搞清楚，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官邸制，与房改实现真正对接。“清房”是实施官邸制的前提。
其次要建立加强动态管理，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住房腐败问责制度，明确住房腐败的问责对象、程序、内容、方法和责任追究范围。
第三要推进干部住房公开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一方面公开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对象，国家对官邸和公宅的配置标准、补贴标准，其他级别官员的住房标准，干部购买或建造住房的申报和审批程序，以及违规超标占有或建造住房处罚的具体规定等。另一方面，要畅通群众对干部住房腐败的投诉、举报、反映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中国青年报：官邸及公宅的建设、出资、管理，如何实现统筹？
汪玉凯：官邸和公宅一律由国家统一建造、购买或租赁，并按照严格的制度配置设施和修缮。按照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官邸和公宅都是免费入住，即使交费也是象征性的。按照我国国情，我认为，对于国家拥有的官邸和公宅实行免费入住较为合适。
我国过去虽然没有建立起官邸制，但国家所拥有的公房数量比较多。因此，在建立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过程中，首先要按照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对象等，明确现有房源；对历史上形成的包括已经离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住房现状等，进行详细的统计和调查。只有做好基础工作，处理好多方面关系，才能减少实施阻力。
中国青年报：在官邸制的落实中，涉及干部数量、工作量很大，你认为具体操作应由哪个层面、哪些机构负责？
汪玉凯：目前各地以及中央都有相应的机关事务管理局。这个机构主要负责本级政府的住房、保障、后勤工作，包括办公房屋建设、配置等。因此，应由其承担相关工作。当然，制定政策需要多部门协调解决，包括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等。此外，我认为，官邸制的实施必须是自上而下，从高层干部开始。只有高层带头，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