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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西师范大学今年1月出版的《谈话的泥沼》一书，收录了文化学者陈丹青的各类访谈。其大部分文字曾见诸报纸杂志，时间跨度从2003年到2013年不等。陈丹青承认：“当它成为一本书之前，是电脑里的一大堆文件，我不知怎么办，最后才想出这个办法，把访谈归成一本算了。”
该书分为艺术、媒体、社会、影视4个部分，最后一篇是陈丹青与王安忆关于当代中国电视剧长达5万余字的对谈。访谈的自由性和随意性，加上作者本人嬉笑怒骂的语风，使该书自始至终都处于跳跃状态，谈得杂，散，放任，黏稠，正如书名“泥沼”所示。但，即便在混沌的谈话中，仍可见陈丹青的风范。
陈丹青对媒体的态度从他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大概。“《百家讲坛》热播那年，老友罗中立拉我去重庆四川美院捧场，进场前混在人丛里站着，边上有位青年问，您看易中天节目吗？学者该不该上电视？我随口说，那算屁事啊，电视普及后，国外学者早就上媒体了——翌日报端大标题：《陈丹青：易中天是个屁》。”
序言如此，书中就到处充满了陈丹青对记者无奈的评价。如，记者：“也许有人在问，在当下中国，谈论立场尤其是艺术的立场，其意义何在？”陈丹青：“‘有人在问’？您是指您在问吗？”记者：“对于中国的艺术现状您甚少谈及。当年人在国外，会因不在现场而焦虑；如今身在现场，却也有失语的焦灼？”陈丹青：“焦虑，焦灼，在场，不在场，您真替我操心啊。”在《奇崛与华丽》一文中，陈丹青甚至在标题下特别标注：“在我遇到的记者中，这位访者的思路和词语格外典型——他（她）根据想象，锁定受访者的性格和行为，我的所有应答，遂成为滑稽而无效的辩解。”
“画家陈丹青”因为话说多了，就变成“知识分子陈丹青”，但和一些谦和知识分子的表现不同，他的语言和观点一贯是犀利的。他自称傻×，一个光头、一双大眼，脸上分明写着不买账。别人邀请他参加各种会议和画展，他不去；别人请他给年轻一辈说点箴言，他奉送了8个字：“快找饭碗，养活自己。”
但这不买账不意味着只拆不建，反倒闪现出独到的见解。关于“文革”，他说：“‘文革’时听莫扎特、看托尔斯泰，是冲突的经验、荒诞的经验。这种经验救了我，让我日后不至于沉沦。描述‘文革’，第一，不是展示伤痛，不要伤感主义；第二，把记忆转化为细节。”
关于“中国人的崇洋媚外”，他说：“以我的观察，乡野草民真的既不媚外，又对各种域外事物充满好奇心。你瞧底下老百姓跟外国人相处，就跟一条草狗和另一条草狗一样，不像知识分子那么当件事情。”
陈丹青头上被贴过很多标签——公共知识分子、老愤青、专业批评户。反对把人定位的他，似乎只认同过一个称呼——老知青。从17岁到25岁，在赣南和苏北农村插队落户的生活，是他的青春记忆。
知青生涯对陈丹青来说有两层意味，一是失学。他在“文革”结束后方有机会考入美术学院；二是纵容。权威全部被打倒，舞台空了出来，年轻人有机会逞能。知青往往是最初的觉醒者和怀疑者，包括陈丹青，这大概也能解释他当年为何对“学术行政化”愤而辞职出走。
陈丹青出走美国又回到中国的经历，是许多访谈者涉及的话题。媒体总期待能从中挖出些他抨击体制及当代艺术的猛料。不过显然，陈丹青对这段经历已经没那么苦大仇深。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淡定。
有人问：“在纽约18年、北京10年，您喜欢待在纽约还是待在北京？您在这两个城市是否依然是局外人？”陈丹青回答这个问题时，放弃了讽刺和尖锐，而是充满了如老上海弄堂般的温情：“北京变得越来越像纽约：不知道在这座城市会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我不觉得在纽约、在北京像个局外人——除非很想钻进局内。我坦然在街上走，然后坦然回家，开锁进门。”
这几年，陈丹青言己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顶着骂名推介木心，和徐静蕾、蒋方舟这些姑娘谈笑风生，说起周立波满口赞誉，春宫图、同性恋、萝莉等话题拈手就来，他算是聊出了百无禁忌的乐趣。
最近，陈丹青在一些大学做演讲时，总会遭遇一些“很深刻，很哲学，很迷茫”的问题。作为一个挑剔的人，他也能微笑着耐心回答。他解释：“我年轻时，凡是对我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喜欢。”
在书中，“中老年人”陈丹青偶尔也回忆青春：“我记得在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画（《西藏组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着过道的光继续画。然后，同样是在门口过道里，炒菜煎鱼做晚饭。西藏河里的鱼没有鳞片，很便宜，一块钱买好几斤——你问我那是怎样的记忆，据实说，就是轻微的嫉妒。嫉妒我那时年轻，二十七岁。”
他说：“高兴，不是指你今儿挣了50万，或哪个姑娘约你吃饭。高兴，是指：你终于喊了出来。”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