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辩论赛的余音

    学生搞了一场辩论赛，笔者忝列评委。论题是“大学生创业”。正方持论：大学生创业利大于弊；反方持论：大学生创业弊大于利。双方进入“攻辩”环节，正方二辩向反方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如反方同学所认为的“大学生创业是弊大于利”，那么国家为什么还要出台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呢？反方哑然，全场鼓掌。最后，正方胜出，二辩这灵机一问，功不可没。

    姑且不论这里的“国家”其实应为“政府”，正方二辩的这一问题，背后的逻辑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它隐含了一个未必能够靠得住的预设：凡是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肯定不会错。那么试问：当年的“大跃进”是不是“国家政策”？“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国家政策”？即使是国家政策，也并不因为其源自国家而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国家政策正确与否，同样要经由实践来检验，不是吗？具体到所谓的“大学生创业”，如果政府确有“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那这项政策正确与否，可行与否，均有待实践来检验。

    小平同志曾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即意味着改革就是一步一步地试错；温家宝说“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大前提就是国家（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可能出错。如果凡是政府的决策肯定不会错，那么是不是在阳光下运行也就无关紧要。

    漫长的专制使“奴隶心态”、“顺民心态”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君王都是“天纵英才”，怎么会有错？“朕即国家”，错了又咋的？于是永远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林彪当年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后来的“两个凡是”，确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批倒、批臭“两个凡是”固然是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凡是思维”依然是不少国民心中难以撬动的心理板结层。

    其实，即使是现代民选政府，依现代政治理论的观点看，也是民众眼中的“假想敌”。林达女士“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论著的第一本就是《总统是不值得信任的》，这样的书名在中国人看来怪怪的。但正是因为总统包括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制度才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制度设计把总统和政府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政府是“用来相信的”，毋宁说政府本来就是“用来怀疑的”。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权力的尊崇是我们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接受的熏陶和影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权利来源于权力，或者根本无权利可言，是专制时代的重要特征。权力人物说：“要让人说话嘛！”“说话”而需“让”，这意味着，“说话”的权利不是什么“天赋权利”，而是来自权力的赐予；权力既可赐予，也就可以收回。

    国家的“权力”（Power）来源于民众的“权利”（Right）而非相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既然权力来源于权利，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就是权力的当然之任，权利不仅不需要尊崇权力，相反，要看护好（监督、制衡）权力，防止它忘本、伤人。习近平所说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精当而形象的概括。

    其实，汉语的“国家”在英语中起码有三种表达式：country（地理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民族意义上的国家）；state（政府意义上的国家）。要说“爱国”，那么爱的是country或nation，还是stat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