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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跟朱彦夫说：“你残废成这样，劳苦功高，只管享受一辈子就行了。”可朱彦夫却教育他的6个子女要记住：“咱家已经有个特等残废了，绝不能容许再出第二个特字——特殊公民。”
“咱家有了特殊公民，我这个书记怎么当？”
朱彦夫的子女都知道，父亲订了条硬规矩：公家的东西绝不能沾！
朱向欣是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6岁那年秋收，奶奶带她去拨猪草，队里的大婶随手掰了4个玉米棒子塞到她怀里。回到家，奶奶把玉米放到锅里刚要煮，朱彦夫回来看到，火冒三丈地说：“不行，快送回去！”朱向欣一听，捂住锅盖说：“这是大婶给的，不是我偷的！”奶奶也说，咱就违反一次章程，给孩子们解解馋吧。朱彦夫的拐杖敲得当当响：“不行就是不行！咱家有了特殊公民，我这个书记怎么当？”朱向欣眼泪汪汪地把玉米送了回去。
还有一年，公社领导考虑到朱彦夫的身体状况，快到冬天时，买了1吨煤，派人给他送到家里。朱彦夫给钱，送煤的同志不要，转身就走，朱彦夫紧赶慢赶也没追上。后来，朱彦夫打发大女儿朱向华去公社送煤款，可公社领导坚决不要。
转眼到了春节，公社干部照惯例走访老革命，大家本想到朱彦夫家去烤火暖和暖和，可推门一看，脸盆里、水缸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而送来的煤一点不少地堆在墙角。
朱彦夫用残臂颤抖抖地夹出一个油布包，递给公社干部：“这是煤钱和运费。不收钱，煤就是公家的，你收下，咱就烧！”
很多人都以为，朱彦夫有抚恤金，又当村支书，生活一定是村里最好的。可朱向华说，父亲每月的抚恤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情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村里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为了架电买材料，更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小时候，我有很多委屈很多不解，为什么父亲身体都这样了，还让孩子们比别人家的苦？父亲总是要求我们在生活上跟最差的比。”朱向欣说，她家的饭常年是地瓜干煎饼，菜以地瓜秧小豆腐为主。6个孩子结婚，没摆过一次席、收过一回礼。
1996年，朱彦夫创作的小说《极限人生》出版了，当天晚上，他把6个子女叫来，郑重地送给每人一本。“灯光下，父亲在书的扉页上用残臂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还对几个闺女说，‘当年你们结婚没有像样的东西，这本书算是给你们补上的嫁妆’。”朱向华说着，流下了眼泪。
“不要啥事都麻烦组织”
朱彦夫不仅在工作上不愿别人可怜他，同情他，在生活上也是一样。朱彦夫的小儿子朱向峰说，“不要啥事都麻烦组织”，是父亲的口头禅。
由于朱彦夫经常下地，还外出跑电料，断肢时常发炎，再加上长年操心劳累，身体非常不好。新病加旧伤，朱彦夫需要经常住院治疗。
张家泉村离县城40多公里，离村最近的医院也有10多公里。县里早就有安排：朱彦夫看病、住院时，县里优先调派车辆。可朱彦夫说：“我是老毛病了，又不是什么急症，要车干啥？坐班车就行啊！”每次看病或住院，上车送和下车接，全靠子女自行车接送。
朱向峰15岁那年，有一次用自行车驮着朱彦夫去医院看病。下坡时，对面驶来了—辆大货车，路窄车快，朱向峰只好将自行车紧贴到路边去，不料，路边的石头一下子别住了朱彦夫的双拐，他骨碌碌滚到了布满乱石的沟里。
朱向峰只是全神贯注地骑车前行，下到坡底，回头一看，哪里还有父亲的影子？他拼命往坡顶跑，看到父亲躺在路沟的乱石里，鼻青脸肿，两只拐杖甩出去老远。钻心的疼痛，使他的脸扭曲得厉害，嘴里不住地吸着凉气。
朱向峰越看越心疼，流着泪对父亲发起火来：“你身体都这样子了，为啥不要车？如果你想要命，我们就要车；要是不要车，我看你这命也保不住了！”这时，朱彦夫也火了，他爬过去捡起双拐，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一边用一只拐杖敲得石头“当当”响，一边数落着儿子：“啥事都问县里要车，县里的车是专门为咱准备的？我是为国致残，可比起死去的战友，我算个啥？如果啥事都麻烦组织，我还算个党员吗？”
为了照顾朱彦夫，上世纪70年代，上级特意给他家装了部摇把子电话，让他有急事时告诉组织一声，可他从来没有用这电话说过半句麻烦组织的话。
“‘公’字多还是‘私’字多，不是靠喊喊口号就能证实的”
如今，朱彦夫已经81岁了，由于患了脑梗塞，他身体偏瘫，只有左臂还能活动。白天，护工张德良照顾朱彦夫的日常起居。
张德良介绍，朱彦夫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他的生活很规律，早上7点半吃饭，然后眯半个小时，醒了后，看看报纸，看看新闻，看到精彩的就记录。现在，只能靠左胳膊写字了。”
张德良印象最深的是，朱彦夫眼里容不得沙子，尤其听不得外面灯红酒绿的事。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只要看到电视上播放和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纠四风有关的新闻，朱彦夫就激动，有次还嚷嚷着“要给习主席写封信”，“干部这么吃不行啊，这么吃太浪费了，能吃掉一头牛、一座楼，这都是腐败啊”。
记者问朱彦夫，当了25年村支书，怎么一直保持和群众心连心？
朱彦夫说，在人的脑子里，有“公”和“私”两个字，到底是“公”字多还是“私”字多，不是靠喊喊口号就能行的，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得到证实。干部脑子里的“私”字多，干的好事就少，成绩就差，质量就孬。干部脑子里的“公”字多，做的好事就多，工作任务就完成得出色。
最后，朱彦夫顿了顿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呀，这样，群众就感到满意，就觉得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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