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截稿前的几个小时里,我花大把时间做了一件极其没有成效的事情。我跑去找“知乎”的工程师,缠着他回答我一个问题——如何用技术手段保证网上的有效讨论?
他充满耐心,依次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挨个分析对策,如何对付垃圾信息啦、如何对付虚假信息啦、如何规避太水的答案啦。他不断告诉我,当下并没有一套技术设计能解决所有问题,大部分的情况要靠用户和机器一起来识别和判断。可我听了更纳闷了,需要人来做,还要技术做什么?
在反复追问之中,我也在默默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太过苛求获得一个技术性的答案了?我一直在问他,我们如何设计议事规则,能够从技术上规避有可能出现的信息噪音?可是他却总是回答我,我们不可能规避噪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细水长流的大海淘金中,让真理得到最终的展示。
回来的路上,我不太满意这个答案。我们可以用技术缩短天南和海北的距离,可以让全球的信息一瞬间集散,却不能用技术解决讨论问题时候的混乱?到底是他错了,还是我错了?
最终,我的困惑被豆瓣的工程师一语点破。他说,如今大多数人最大的问题,在于笃信一切都有一个技术性的对策。我们太过关注后台的设计,关注算法、架构,以及那些我们听不懂的名词,却忽略掉了这一切的根本——这是一个“人的产品”。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陷入了一场“技术迷信”。这种独一性的思维几乎算得上“唯科学主义”的一小撮变种。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显然还有比技术更强大的力量。
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另一场充满挫败感的采访——杭州的骨科医生戴着Google Glass实现了第一例在中国的手术,我好不容易打通他的电话,想听他讲讲,走进手术室的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医疗现状。
可我又失望了。没错,这副目前最先进的眼镜帮助他完成了实时录像,临床科研留下宝贵影像,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无影灯上的摄像机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只不过观看角度不如主刀医生的好。另外,这副眼镜可以帮他随时查阅病人资料,可事实上他平时也能看到一样的数据,只是需要短暂离开一下手术台,走到手术室墙壁上的观片灯前。
听他说完之后,我满心迷惑:目前最花哨的技术,只能帮他这么多吗?我不太相信。我挨个给我认得的国内外医学教授打电话,我不理解地问他们,为什么感觉很高级的设备应用到手术中,可我却并不觉得特别厉害?
电话那端的教授哈哈大笑,那是当然,手术中设备很重要,器材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却是“人”。他说,与其给我一副昂贵的眼镜,我更希望遇到一个默契的助手。在手术台上,最重要的是人心,是你和助手之间默契的配合,是你与病人和他的疾病之间的博弈。毕竟,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考验。
想到这儿,我才彻底打破悬在我心头的“技术迷信”。而我发现,患有这种病的似乎不止我一个。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人吵架,其中一个说,只要让机器采集钢琴家的演奏数据,让机器手复现动作,机器就可以弹奏大师级的旋律。他还抛出一问:舞台上幕帷一拉,眼睛一闭,你真的能听出来大幕背后是人还是机器?
跟他辩论的人吵吵了好几天,也没个结果。无法用技术手段规避冗杂信息的网络平台并没能保证这成为一场有效讨论,大家吵着吵着就跑了题。可我想用另一种方式,回应这个疑问。
我最喜欢的一场钢琴演奏,是钢琴家霍洛维兹晚年弹奏的《童年情景》。那一年他已经84岁了,衰老的手指在黑白键之间游走,他一直低着头演奏,却在最后一小节突然抬起头,红着眼睛看着镜头。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22岁就离开了出生地基辅,过了60多年才重返童年故国,而童年的一切早已天翻地覆。他红着眼眶,轻轻落下手指,完成了最动人的演奏。
琴声刚落,全场掌声,伴随着台下的哭泣。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的困惑。幕帷背后的机器或许真的能弹出跟霍洛维兹一模一样的旋律,可大幕拉开那一刻,我想我只会为它精湛的技艺鼓掌,不会为它掉眼泪。
或许这就是答案——有些事情技术无法解决,即便它可以完美解决,也未必是大自然中的最优解。技术可以占领一部分世界,可另一部分领域,将永远是它的盲区。